普洱雷斯特公国是七丘大陆上最穷、最弱、也最拧巴的一个国度。并且他们的新国王，是个女人，还是私生女。
不过人们并没有说什么，因为男性务农女性持家或者男性当兵女性留守都是奢望，普洱雷斯特公国没有这个余裕。所有能干活的人都要干活，所有能拿刀的人都可能被推上城墙。
它夹在北境荒原与几大强国之间，东边是异族随时可能南下的无人区，西边是铁铎虎视眈眈的兵锋，南边是几个同样穷得叮当响、却随时想咬它一口的小国，现在只剩下一个了，其他的要么被铁山公国灭了，要么投降了莱格希公国。
它的土地贫瘠，终年飘着灰烬，是北边荒原吹来的，混着那些死人的、活人的、牲畜的、草木的，细碎的，灰扑扑的，落在地上，落在屋顶，落在人脸上。种什么都长不好。麦子长得稀稀拉拉，收成只有别国的一半。蔬菜勉强能活，可总带着一股土腥味。只有那些最耐旱的野草，疯了一样地长，漫山遍野，灰绿灰绿的。
它的百姓穷得连教堂都建不起。那些村子里的教堂，一般是染身教，因为医院救不了那么多人，染身教的巫师们做的痛觉隔断更有用，但是虽然总有人来，可是教堂还是多半是木头搭的，歪歪斜斜，下雨天漏雨，冬天漏风。神父穿着打补丁的袍子，念经的时候嘴里呵出白气。做礼拜的时候，教众们挤在一起，靠彼此的体温取暖。
这让普洱雷斯特公国反而成了最尊重染身教的国家。
王庭的地板至今还是木头铺的，踩上去吱呀作响。大臣们走路得踮着脚，不然那声音会盖过说话声。加蕾丝有时候开玩笑说，咱们这王庭，脚步声比说话声还响，不如改叫“吱呀殿”。
可就是这样一块破地方，出了一个贤王。
加蕾丝。
没人知道她的母亲是谁。有人说是洗衣妇，有人说是酒馆女招待，有人说是某个路过的小贵族留下的野种。加蕾丝自己从来不提。她只知道自己从小被送进约克骑士学院，自生自灭。没有封地，没有钱，没有人脉，连匹马都是借的。那些贵族子弟们穿金戴银，她穿着打补丁的旧袍子蹲在墙角，看他们炫耀新买的马鞍。
可她在那种地方活下来了。不但活下来了，还打出来了。
没有渡鸦，她顶多混成一个中层骑士。哪个领主手下都需要几个能打的，她那种人，不怕死，敢拼命，总能混口饭吃。也许能混个小领地，老了以后坐在门口晒太阳，跟女伴吹嘘当年怎么打仗。
可她有渡鸦。
科尼莉娅·渡鸦。
这两个人凑在一起，把那个破破烂烂的普洱雷斯特公国，撑了好些年。
加蕾丝的母亲其实叫艾琳兰多。在王城最外围那条窄巷子里，邻居们叫她“那个被赶出来的裁缝”，但加蕾丝从来不这么叫。她叫她“艾琳兰多”，因为母亲说，名字是人最体面的东西，比金子值钱。她们住的小屋是石块和旧木板拼起来的，下雨天要在屋里摆三个木盆接水。但屋里永远是干净的。地上铺着碎布拼的垫子，墙上的缝隙塞着干苔藓，灶台上永远温着一壶不值钱的草茶。穷是穷的，但不破。艾琳兰多有那种被体面浸润过的骨气，她可以穿打补丁的裙子，但补丁一定是对花的；她可以用最便宜的粗布裁衣，但针脚一定密得看不见线头。
每天晚上，她把加蕾丝抱到那张吱呀作响的木板床上，给她讲海的故事。她没见过海。她是从一个南边来的行商嘴里听来的，说海是蓝的，一望无际，会唱歌。她说海那边有人，长得和这边不一样，她们不怕冷，能在水里睁开眼睛。加蕾丝问，她们是什么人？艾琳兰多想了想说，大概是海妖吧。加蕾丝问海妖是什么。艾琳兰多说，是可以住在蓝色里的人。
后来加蕾丝在废塔墙根下种矢车菊，说这花的蓝色像母亲的眼睛，也像海。科尼莉娅问她见过海吗，她说没有。
她还从母亲那里学会了等待。艾琳兰多是个裁缝，但是她等了一辈子，等那个曾经让她为他裁制礼服的男人回头看一眼自己，没等到。她只能把等不到的耐心全用在了加蕾丝身上。
巷子口有个瘸腿的老铁匠叫哈兰，年轻时在宫廷卫队打过铁，后来腿断了，被人扔出城堡。他喜欢加蕾丝，因为这孩子不嫌他身上的铁锈味。
“你见过我父亲吗？”
加蕾丝问。哈兰嘴里叼着烟斗，把一块烧红的马蹄铁翻了个面。
“见过。但是别问这个，去打桶水。”
十一岁那年冬天，艾琳兰多病了。咳嗽，咳了几日不见好，咳了几日更重了。加蕾丝把家里最后几枚铜板攥在手心里，到城南的药铺买药。药铺伙计看小女孩攥着铜板的手冻得发紫，多给了一包柴胡。她跑回家的路上摔了一跤，爬起来继续跑。进门的时候艾琳兰多还在缝衣服，灯光昏黄，照出她苍白的脸。她站在门口，气喘吁吁，把药包举在手里。艾琳兰多看着她，伸出手把她拉过来，用袖子擦她膝盖上的血。
那天晚上，她咳得很厉害。加蕾丝把家里唯一一条厚毯子盖在她身上，自己缩在稻草堆里。她迷迷糊糊地摸到她的手，攥住，攥得很紧，像攥着一根针。第二天早晨，她没有醒。她在稻草堆里醒来，她的手还是攥着她的，已经凉了。
哈兰帮忙把艾琳兰多埋在城外的山坡上，加蕾丝把那件她缝了一生的锦缎包在一层油布里，轻轻盖在她身上，然后用土掩上。哈兰站在旁边，把烟斗磕熄，巷子口卖草茶的老妪玛格丽特上坡的时候拄着拐杖，走几步就得歇一歇。加蕾丝回头站在那里远远地看着。
哈兰把最后一锹土拍实了，喘了口粗气，把铁锹插在地上。
“你娘以前给王宫裁过衣服。你不知道吧？”
加蕾丝跪在土堆前面，没有抬头。
“她手艺好。那些贵妇们挤破了头找她做裙子，她一个人，两只手，能把一整块锦缎裁得一根线不剩。那时候她还没你爹那档子事，住在城堡西门那间大屋子里，窗户朝南，阳光好得很。后来闹翻了。你爹让人把她赶出去，说她是个‘不体面的女人’。她带着你，连西门那条街都不让走了。她把那些锦缎、珠片、绣线带走，但是能值几个钱？最后还是入不敷出。”
加蕾丝的手攥着膝盖上的布，攥得很紧。
“我没跟你说过这些，因为我想着你还是个孩子。但你现在不是了。”
加蕾丝开口了。
“我还能去哪里呢，我的故乡到底在哪里呢。”
哈兰没有说话。
“我在这世界上失去了一切了，我不知道我该在哪里。您能告诉我吗？”
哈兰没有回答。他把铁锹拔起来，扛在肩上。
“天黑了，走吧。”
加蕾丝看着远处王城最高的塔楼。
“那里能成为故乡吗？”
“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你该有个好去处，因为艾琳兰多不觉得谁欠她。她走的时候跟我说，这孩子命苦，别让她替我恨什么人。我说你这话说得不对，你没做错什么，是你被人亏了。她自己愿意。我说你愿意什么，愿意被人赶出来？愿意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愿意病了连药都买不起？她不说话了。等到时间快要停滞了，她才说如果她死了，那就把加蕾丝送回王城，我不相信世界上有铁石心肠的人。或者说可以对我铁石心肠，但是对自己骨肉，不该铁石心肠。”
加蕾丝的眼泪已经在母亲死的那天晚上流干了。她转身向山下走去。
“我想念她。”
后来加蕾丝永远想不到自己能当上王，她只是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或者某个地方能接受她，但是后来遇到了科尼莉娅，她发觉真正属于她的是一个人，而那个人也是接受她全部的人。
那些破碎的村子、破碎的人心、破碎的国，是她后来的孩子们，那些被贵族们讥讽为“泥腿子政策”的举措，是早在童年那间漏雨的小屋里学到的如何给破烂的衣服打上补丁。
而科尼莉娅·瓦伦斯第一次见识“人”，是在她父亲的宴会上。
那些宴会每周三次，在她家那栋宅子的正厅里举行。宅子很大，在普洱雷斯特公国靠近莱格希公国的商路上，外墙刷着从南边运来的白石灰，远看气派，近看能瞧见墙皮底下没抹匀的粗泥。她父亲塞普蒂穆斯喜欢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体面是生意的敲门砖”。所以正厅里的地毯是从东边运来的，织着繁复的花纹，但边角被烟头烫出几个焦洞，用同色的线勉强补了，不仔细看看不出来。瓷器是真正的白瓷，薄得透光，可每一只杯子的圈足底下都磕了米粒大的缺口，佣人上茶时要把缺口转到客人看不见的那一面。
科尼莉娅六岁就学会了这个把戏。她坐在楼梯拐角，从栏杆缝隙里看那些大人推杯换盏。她父亲举杯，笑，笑纹从嘴角堆到耳根，可眼睛从来不笑。她母亲莉维娅坐在长桌另一端，手指搭在高脚杯的杯沿上，一圈一圈地画，指甲涂着暗红色的蔻丹，像刚掐死过什么东西。
那时候她还不知道“表演”这个词。她只知道，大人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和地毯底下的焦洞一样，正面是体面，反面是窟窿。
塞普蒂穆斯做的是投机生意。什么货紧俏就囤什么，什么路子来钱快就走什么。商路上的规矩是他定的，也是他破的。那些和他做生意的人，有的叫他“瓦伦斯老兄”，有的叫他“那个吃人不吐骨头的”。他不在乎。他经常对科尼莉娅说，生意不是交朋友，是算账。但她父亲在家里不算账。只吵。
那些争吵从晚饭后开始，持续到半夜。起先是压低声音的互相指责，是“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和那个——”和“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这种被掐断的半句话。后来声音越来越大，从客厅转移到卧室，从摔盘子升级成摔椅子。瓷器碎在地上的声音很脆，然后佣人在第二天早上把碎片扫走，换上新的瓷器，摆在原来的位置，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科尼莉娅躺在自己房间的床上，听着那些声音从墙壁里渗过来。
母亲的情人是个商人，在莱格希公国有铺子，偶尔跟着商队来。父亲的情人是个女人，住在城东，据说年轻时是个歌女。这些事在宅子里不是秘密。佣人们知道，厨师知道，连门口那个瘸了腿的老门房都知道。大家只是不说。因为塞普蒂穆斯说过一句话：“瓦伦斯家的事，外面的人一个字也不许听见。”
体面。
科尼莉娅九岁那年，在父亲的书房里翻到一本黑色封皮的书。里面写的是一些黑色幽默的故事，人吃人，人骗人，人杀人。有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推进沼泽，然后坐下来吃死者带的干粮。有一个人用假金币换了真金币，最后被假金币熔成的铁水灌进喉咙。
她把那本书塞进自己房间的床板底下。后来离开那个家时，她只带走了书，她不排斥父亲。她甚至从父亲身上学了很多东西。塞普蒂穆斯是个精于算计的人，那些能摸到的、能数清楚的货、钱、人。谁欠了谁的情，谁握了谁的把柄，谁能在什么关头被推出去挡刀子，谁能在什么时机被拉进来分好处。他把这些关系织成一张网，自己坐在网中间，像一只肥大的蜘蛛。科尼莉娅坐在他的书房里，看那些账本、契约、密信，看得比学校的课本认真得多。
她也不排斥母亲。
莉维娅是个狠戾的女人。塞普蒂穆斯的狠是算出来的，她的狠是长出来的。她能在一张笑脸底下藏着一把刀，能把一句“您慢走”说得像“你去死”。她教会科尼莉娅另一件事，比父亲的更隐蔽，也更致命，她知道了一个人可以在笑着的时候恨你。
父母互相指责对方毁了家业，骂对方引狼入室。那些话从晚饭后吵到半夜，把两个人都吵成了陌生人。但他们从不说“分开”。因为财产分不开。商队的股份，房产的契书，仓库里的存货，存在钱庄里的银币，这些死物把他们绑在一起，比任何誓言都牢固。他们恨对方恨得要死，可每天早晨还是坐在同一张餐桌上，用同一套瓷器，喝同一个壶里倒出来的茶。
她十五岁那年秋天，宅子里最安静的那个晚上，塞普蒂穆斯和莉维娅各自在对方的酒里下了毒。
是巧合。两个人都选了同一个晚上、同一种方式，理由也差不多，对方死了，财产就全是自己的了。
早上佣人发现他们的尸体时，塞普蒂穆斯倒在书房的扶手椅上，莉维娅倒在卧室的床沿，一只手伸向床头柜上的小铜铃，大概是死前想叫人来。没叫出来。科尼莉娅被佣人的尖叫吵醒，从楼梯上走下来，穿着睡衣。她先去了书房，看了看父亲的脸。她又去卧室，看了看母亲的手。
然后她转身，对站在身后发抖的佣人说了一句：“把门关上。别让外面的人看热闹。”佣人愣住了。她说：
“关门。”
她推门出去，没有回头。她用一些偷来的铜板买了第一匹驮马，搭了一支去普洱雷斯特公国腹地的商队。商队的人问她叫什么，她说叫科尼莉娅。没提瓦伦斯。
商队里那些赶骡子的脚夫，算账的账房，招揽生意的伙计，个个都是人精，没人对她图谋不过或者看不起她，因为有些人的气质天生就能威慑住她人，科尼莉娅就是，她帮他们算账的同时提升利润，帮他们写货单的时候讲出那些货物的来历，在休息的时候给他们讲那些道上坑蒙拐骗的故事。那些故事比父亲书房里那本黑皮书写得好看，因为它们是真的。
科尼莉娅在那些年里学会了怎么用一笔小钱撬动一桩大买卖，怎么用一句看起来无关紧要的话让两个人反目，怎么在不动声色之间把一个商队的定价权从别人手里抢过来。她不愁没饭吃。她可以给人当账房、当参谋、当中介，她的脑子就是她的饭碗。但她不给任何人卖命。她观察他们。像观察昆虫。在泥地里打滚的脚夫，为了一个铜板跟客人争得面红耳赤，转头却会把酒分给更穷的同乡。这些细小的善，和她从小熟悉的恶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她人性观里那道深刻的褶皱，人是会帮人的，人也是会吃人的。
有时候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刻。那个在生意场上把对手逼到卖儿鬻女的塞普蒂穆斯，曾经也是会把她扛在肩上、指着远处的商队说“将来这些都是你的”的父亲。那个在宅子里咬牙切齿骂丈夫是畜生的莉维娅，也曾经在深夜忧心忡忡的进来，亲吻她的额头说等你父亲死了，所有的财产都会是我们的。
财产继承权的事，她是在离开家之后的第三天才想到的。她从账本最后一页撕下一条空白纸，写了一份放弃继承权的声明。在落款处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寄了出去，弟弟当时还在教会学校寄宿，要过几日才会回家。她知道弟弟会看见。会看懂。会把那份声明撕了，或者烧了，或者压在自己枕头底下。不重要了。
她弟弟叫马斯·瓦伦斯，比她小几岁，是个漂亮的孩子，长着一张从来不知道愁的脸。
她后来再也没见过马斯。
但消息会自己跑来。她在约克骑士学院的时候收到一封辗转递来的信，上面说马斯把家产败光了，商队被人骗走了，房产被亲戚们瓜分了，存款被赌债掏空了。最末一行是一个她不认识的人写的，笔迹潦草，像是喝醉了酒随手补的，“听说连那套银烛台都当给当铺了。”
很多年以后，她在一次行军经过南方某个集市时，在一家破败的小酒馆里，看见一个跑堂的年轻人，熟悉的的脸，就是弟弟。科尼莉娅坐在角落里，喝了一杯酒，看了一会儿，然后起身走人。
走出酒馆门口，多尔西亚问她进去干什么，她说：“喝一杯。”多尔西亚说酒都没喝完你喝什么一杯。科尼莉娅没有回答。她上马，勒住缰绳，回了一下头。风吹过来，把酒馆门口的旧招牌吹得晃了一下。招牌上的字已经褪色了，看不清写的什么。她用马刺轻轻碰了碰马肚子，走了。
科尼莉娅笑了，心想，体面就是最大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