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乐是被自己抖醒的。
不是那种冷的时候牙齿打颤的抖，而是从身体最深处传出来的、像地震时地面下面那些看不见的板块在缓慢移动一样的抖。被子已经被她踢到了床尾，她蜷缩在床上，膝盖抵着胸口，双手抱着自己的肩膀，像一个被折了很多次的纸人，折到最后只剩很小的一团。
她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也许根本没有睡。也许只是在黑暗中闭了一会儿眼睛，然后又被什么东西拽了回来。窗外的天还是黑的，路灯的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挤进来，在天花板上画了一道细细的橘黄色的线。和昨晚一样。但昨晚晓诗还在。昨晚晓诗躺在她身上，脸埋在她的颈窝里，眼泪滴在她的锁骨上，说“我妈昨天找到了我爸手机”。那是昨天。今天晓诗不在了。
義乐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是棉的，洗了很多次，棉絮都洗薄了，能闻到洗衣液的味道——是那种很淡的、晒过太阳之后才会有的味道。和晓诗校服上的味道一样。她把脸更深地埋进去，用力地吸了一口气，想把那个味道吸进肺里，存在那里，存很久。但那个味道太淡了，淡到她已经分不清是枕头上的还是记忆里的。
她从枕头里抬起脸，翻了个身，面朝天花板。天花板上有那条裂缝，从灯座开始，一直延伸到墙角。以前她从来没有注意过这条裂缝。是晓诗指给她看的。那天晓诗躺在她旁边，指着天花板说“你看，那里有一条缝”，她说“嗯”，晓诗说“像不像一条河”，她说“像”，晓诗说“河会流到哪里去”，她说“不知道”，晓诗说“流到海里去”，她说“嗯”。现在那条裂缝还在那里，河还在流。但晓诗不在了。河会流到海里去，晓诗会流到哪里去？義乐不知道。
她坐起来，打开床头灯。灯光刺得她眯了一下眼睛。她看到床头柜上放着那个本子——第三本，浅蓝色的封面，空白的，干净的。她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把它从抽屉里拿出来的。也许是刚才，也许是昨天，也许她根本没有拿出来，它自己出现在那里的。她拿起本子，翻开第一页。晓诗的字迹。圆圆的，整整齐齐的。那些字在发抖。
她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读完又读了一遍。读完又读了一遍。每一遍都读到同一个地方的时候，眼泪会掉下来——不是“我们分手吧”那里，不是“我要走了”那里，不是“你一定不要忘了我”那里。是“我会重新认识你。就像去年九月一样。”那里。每一次读到“九月”这两个字，眼泪就会掉下来。因为九月是她们开始的地方。去年九月，晓诗问她“你要不要试试跟我谈恋爱”，她说“我慢慢想”。她慢慢想了三天，然后说“好”。那是她这辈子说过的最好的一个字。
義乐把本子合上，放在膝盖上，抱着它。本子的封面是凉的，她的胸口是热的。两种温度碰在一起的时候，她想起了一件事——晓诗把本子塞进她衣服里的时候，那个触感。凉的，方方的，有棱有角。贴着皮肤的时候她缩了一下，不是因为凉，是因为那个触感太像一只手了。一只在说再见的手。
她开始想晓诗。
不是想“晓诗现在在哪里”或者“晓诗会不会回来”那种想，而是想晓诗这个人本身。想她的样子，她的声音，她说话的方式，她笑的时候左眼比右眼弯得更多一点，她走路的时候右脚比左脚稍微用力一点，她冷的时候不会缩脖子而是把手插进口袋里把肩膀微微往前收。義乐把这些东西从脑子里一个一个地翻出来，像从箱子里往外拿东西——拿出来的放在一边，拿不出来的就留到下一次。
她想起第一次见到晓诗的那天。座位表贴在讲台上，皱巴巴的A4纸，她的名字写在第五排靠窗，同桌那一栏写着“林晓诗”。她当时不认识那个“懿”字，以为是“义”的繁体。她走到第五排靠窗的位置坐下，把课本一本一本地放进抽屉里。放完之后她看了一眼旁边那个空着的座位——桌面很干净，没有刻字没有涂鸦，椅子推到了桌子下面，整整齐齐的。她当时想，这个同桌大概是一个很规矩的人。后来她才知道，晓诗确实很规矩，但不是那种死板的规矩，而是一种温柔的规矩——她会把桌子擦得很干净，会把椅子推好，会把用过的东西放回原处。她对自己有要求，但对别人没有要求。她不会要求你跟她一样，你怎么样都可以，她都会接受。这是義乐后来才慢慢发现的。
她想起晓诗第一次给她糖的那天。数学课，老师在讲一元二次方程的求根公式，她在走神，盯着窗外的麻雀发呆。然后一颗薄荷糖从旁边推过来，落在她的课本上，绿色的包装纸，上面印着一片薄荷叶。她转过头看晓诗，晓诗没有看她，低着头在写笔记，好像那颗糖不是她推的，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她把糖放进口袋里，没有吃。等到第三节课的时候才偷偷放进嘴里。薄荷味的，凉凉的，从喉咙一路凉到胃里。她当时想，这个同桌为什么要给她糖？她们没有说过话，她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她甚至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子——因为她没有认真看过。后来她认真看了。看了很久。久到那张脸被刻进了她的视网膜里，闭上眼睛就能看到。
她想起晓诗帮她涂药膏的那些日子。手癣，脱皮，裂口，药膏是白色的，管状的，盖子拧开的时候会有一股药味，不刺鼻，但不好闻。晓诗每天帮她涂两次，早上到教室涂一次，下午第二节课下课涂一次。晓诗涂药的时候很认真，低着头，刘海垂下来，扫在義乐的手腕上，痒痒的。她的手指很凉，药膏也是凉的，两种凉混在一起，变成一种让義乐头皮发麻的感觉。她每次都会脸红，晓诗每次都会说“你脸红了”，她说“没有”，晓诗说“耳朵都红了”，她说“那是热的”，晓诗说“开着风扇呢”，她就没话说了。现在她的手好了。那道疤很浅，浅到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出来。但每次弯曲手指的时候，那道疤会微微绷紧，像有人在轻轻拉着一根线。那根线的另一端在哪里，她不知道。但她知道是谁在拉。
她想起那个小本子。第一本，封面画着橘子，写着Y.L. & X.S.。那本本子写满了，每一页都密密麻麻的，有对话，有吐槽，有颜文字，有小涂鸦。最后一页晓诗写了一行大大的字：“这是我们的第一本。以后还会有第二本、第三本、第四本……写到我们毕业。”她在下面写：“好。写到毕业。”想了想又加了一句：“写到毕业之后也可以。”现在第一本写满了，第二本也写满了，第三本——第三本是空白的。但第三本的第一页不是空白的。晓诗在上面写了字。写了很长很长的一篇字。那些字的结尾是“我会重新认识你。就像去年九月一样。”去年九月。九月还没有到。今年的九月，晓诗会在哪里？会在一个很远的地方，一个義乐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她会重新开始，会认识新的人，会吃新的糖，会画新的画。也许她会忘记義乐，也许不会。也许她会记得，但记得和记得是不一样的。有些记得是放在心里偶尔拿出来看看，有些记得是长在肉里剜都剜不掉。義乐不知道晓诗是哪一种。但她知道自己是哪一种。
她是长在肉里的那种。
義乐把本子放在枕头旁边，关了灯，躺下来。她闭上眼睛，试图睡觉。但她睡不着。不是因为不困，而是因为每次快要睡着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画面跳出来——晓诗站在巷口，穿着白色的连衣裙，裙摆在风中晃动。那个画面太清晰了，清晰到她能看到晓诗裙子上每一道褶皱、每一根线头、每一粒被风吹起来的灰尘。清晰到她不觉得那是记忆，她觉得那是真的。晓诗就站在那里，在巷口，在路灯下，在桂花树的影子里。只要她睁开眼睛，就能看到她。
她睁开眼睛。天花板上只有那条裂缝，和路灯的光。没有晓诗。
她闭上眼睛。晓诗又回来了。这次不是站在巷口，而是躺在她旁边，和她共用同一个枕头，脸对着脸，鼻尖碰着鼻尖。她的眼睛是闭着的，睫毛很长，在眼下投出一小片扇形的阴影。她的呼吸喷在義乐的脸上，温热的，带着草莓糖的甜味。義乐伸出手想摸她的脸，手伸出去的时候，碰到了冰冷的空气。什么都没有。枕头是空的。晓诗不在。
義乐把手收回来，放在胸口上。心跳很快。咚咚咚的，像有人在用拳头敲一扇门。那扇门后面是晓诗。她想去开门，但门是锁着的。钥匙在晓诗手里，晓诗把它带走了，带到了很远的地方。
她又闭上了眼睛。这一次，晓诗没有回来。
義乐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流汗的。她只感觉到后背的睡衣湿了，贴在皮肤上，凉凉的，像有人用一块湿毛巾擦过她的背。额头也在出汗，汗水顺着太阳穴往下流，流到耳朵里，痒痒的。她用手背擦了一下，手背也是湿的。她以为是眼泪，但尝了一下——不是咸的，是淡的。是汗。
房间里不热。空调开着，二十四度，冷风从出风口吹出来，吹在她的脸上，凉飕飕的。但她觉得热，从身体里面往外热，像有一团火在胸腔里烧，烧得她口干舌燥，烧得她呼吸急促，烧得她的皮肤像被放在火上烤一样。她把被子掀开，把睡衣的扣子解开两颗，让冷风直接吹在胸口上。冷风碰到皮肤的时候，她打了一个寒颤，但那个热没有退。它还在那里，在心脏的位置，像一颗被点燃的、不会熄灭的火种。
她不知道这颗火种是什么时候被点燃的。也许是昨天，也许是今天，也许是晓诗说“我们分手吧”的那一秒。那四个字不是水，不是沙，不是任何可以灭火的东西。它们是油。它们浇在那颗火种上，火不仅没有灭，反而烧得更旺了。烧得她的心脏像一块被烧红了的铁，每一次跳动都在灼烧周围的血管和组织。
她开始发抖。不是冷的那种抖，是那种身体在高温下失去水分、电解质紊乱、神经系统开始发出错误信号的那种抖。她的手在抖，腿在抖，连下巴都在抖——牙齿打架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很响，咔咔咔的，像有人在用两块石头互相敲。她想停下来，但停不下来。她的身体已经不是她的了，它有自己的意志，它选择了在这个时候崩溃。
義乐从床上坐起来，扶着床头柜站起来。腿是软的，像两根被水泡过的面条，每走一步都在晃。她扶着墙走到洗手间，打开灯。灯光刺得她眯了一下眼睛。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脸色很白，不是白里透红的那种白，而是一种灰白的、像被水泡了很久的纸一样的白。嘴唇也是白的，起了一层干皮，有几处裂开了，渗出一点点血。眼睛下面是很深的黑眼圈，青灰色的，像被人打了两拳。头发乱成一团，有几缕粘在脸上，被汗水和眼泪粘住的。
她不认识镜子里的这个人。这个人不像她。她不是这样的。她是一个不会哭的人，摔了不哭，病了不哭，疼了不哭。她以为自己是不会哭的那种人。但今天她哭了很多次。多到她已经分不清哪些是眼泪哪些是汗了。
她打开水龙头，用冷水洗了一把脸。水很凉，碰到皮肤的时候像针扎一样。她用毛巾擦干脸，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还是那个样子，没有变好，没有变坏。就是那张脸，那个她越来越不认识的脸。
她回到房间，坐在床边。床头柜上放着那个本子，浅蓝色的封面，空白的，干净的。她拿起来，翻开第一页。晓诗的字迹。圆圆的，整整齐齐的。那些字在发抖。她又读了一遍。读完之后她把本子抱在胸口，低下头，额头抵着本子的封面。本子的封面是凉的，她的额头是烫的。两种温度碰在一起的时候，她想到了一个词——温度差。温度差是热传递的动力。热从高温物体传到低温物体，直到温度相等。这是物理课上学的。她的额头是高温物体，本子是低温物体。热在传递。从她的身体传到本子上，从本子上传到空气中，从空气中传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热会散。但难过不会散。难过不是热，难过是一种不会传递的、永远留在原地的、像石头一样的东西。
她把本子放在枕头旁边，躺下来，侧过身，面朝墙。墙是白的，上面什么都没有。但她看着那面墙的时候，觉得上面有很多东西。有晓诗画的那颗橘子，橙色的，饱满的，蒂弯弯的，叶子细长细长的，旁边点了一个小小的光点，看起来像是被阳光照着的。有晓诗写的那行字——“这是我们的第一本。以后还会有第二本、第三本、第四本……写到我们毕业。”有晓诗发过的那些颜文字——(｡♥‿♥｡)、(⁄ ⁄>⁄ ▽⁄<⁄ ⁄)、(｡•́︿•̀｡)、(ﾉ◕ヮ◕)ﾉ——一个一个的，像萤火虫一样，在白色的墙上发着微弱的光。
她伸出手，想去碰那个颜文字。手指碰到墙面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墙是凉的，硬的，上面只有胶漆干燥之后留下的细微的颗粒感。没有橘子，没有字，没有颜文字。什么都没有。只有一面白色的、冰冷的、什么都不会回应的墙。
她把手指收回来，放在自己的嘴唇上。嘴唇是干的，裂开了，有一点点血的味道，腥的，铁的。她用舌尖舔了舔，血的味道更浓了。那个味道让她想起晓诗的眼泪——咸的，温热的，滴在她的脸上，一滴一滴的。晓诗哭了很久。她不知道晓诗什么时候开始哭的，也许是在来的路上，也许是在写那个本子的时候，也许是在删掉她联系方式的那一刻。她不知道。她只知道晓诗的眼泪很多，多到流不完，多到滴在她的脸上汇成了一个小小的水洼。
她想起晓诗说“我们分手吧”的时候，声音很轻，轻到像一片叶子落在了水面上。她当时没有反应过来。她的脑子还在处理“拥抱很紧很痛”这个信息，还没有切换到“分手”这个频道。等她的脑子切换过来的时候，晓诗已经走了。白色的裙摆在巷口的風中晃了一下，像一面被吹起来的旗。然后就没有了。她没有追上去。不是不想追，是腿动不了。她的腿像被钉在了地上，从脚底开始，水泥凝固到了膝盖，凝固到了腰，凝固到了胸口。她站在那里，像一根被浇铸在水泥里的柱子，不能动，不能走，不能追。只能看着那个白色的背影变小、变小、变成一个模糊的点、然后消失。
如果她追上去呢？如果她当时迈出那一步，跑过去，拉住晓诗的手，说“我不想分手”呢？晓诗会停下来吗？会回头吗？会哭吗？会收回那句话吗？義乐不知道。她永远也不会知道了。因为那一步她没有迈。她站在那里，手里攥着那个被塞进衣服里的本子，像一个被按了暂停键的视频，画面停在了晓诗转身的那个瞬间。那个瞬间被无限拉长，长到義乐觉得她会永远停在那里。停在巷口，停在桂花树下，停在那个白色的裙摆被风吹起来的时刻。
天亮了。不是突然亮的，是慢慢地、一点一点地亮的。路灯先灭了，然后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灰白色的光，然后那道光变成了浅金色，然后浅金色变成了金色。義乐看着那些颜色的变化，觉得自己像在看一场被调成了静音的日出。太阳在升起，世界在醒来，所有的一切都在继续。只有她停在这里，停在这个房间里，停在这张床上，停在这个永远也过不去的七月。
她妈来敲门的时候，她正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敲门声很轻，咚、咚、咚，三下。“乐乐，起床了，早饭做好了。”義乐没有回答。她张了张嘴，想说“知道了”，但喉咙里发不出声音。不是哑了，是喉咙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像有一块很大的、很硬的、边缘很锋利的东西卡在那里，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她妈又敲了三下。“乐乐？”義乐用尽全力发出了一声“嗯”。那声音不像她的，像一台很久没用的收音机，调了半天才调出一个模糊的、断断续续的频道。她妈大概没有听到，因为她推门进来了。
義乐看到她妈站在门口的表情，知道自己现在的样子一定很吓人。因为她妈的脸在看到她的一瞬间就白了，不是白里透黄的那种白，而是一种纸一样的、没有血色的白。她的眼睛瞪大了，嘴巴张开了，手里的碗差点掉在地上——碗里的粥晃了一下，洒出来一点，溅在她的手背上。
“乐乐！你怎么了？”她妈把碗放在床头柜上，快步走过来，伸手摸她的额头。她的手是凉的，義乐的额头是烫的。两种温度碰在一起的时候，她妈的手缩了一下，像被烫到了一样。“你发烧了！怎么烧成这样？”她妈的声音在发抖。義乐想说“我没事”，但那个“我”字刚出来，就被一阵剧烈的咳嗽打断了。她咳得很厉害，咳到弯下了腰，咳到眼泪流了出来，咳到胃里的东西翻涌上来——什么都没有，只有酸水。因为她昨天一整天只吃了一颗糖。
她妈扶着她，一只手拍着她的背，另一只手在摸她的脸、她的脖子、她的手。每摸到一个地方，她妈的手就会缩一下，因为那些地方都在发烫。她妈的手是凉的，像晓诗的手。晓诗的手也是凉的，但晓诗不会缩。晓诗会把她的手握在手心里，说“你的手好凉，我给你暖暖”。现在握着她的手的人不是晓诗，是她妈。她妈的手和晓诗的手不一样。她妈的手更厚，更暖，手指更粗，掌心的茧更多。但这双手也很暖，暖到義乐想哭。她哭了。不是那种无声的、眼泪慢慢流出来的哭，而是那种突然的、控制不住的、像小孩子一样的哭。她哭出了声音，很大声，大到整栋楼都能听到。她把脸埋进她妈的怀里，抓着她的衣服，像一个溺水的人抓住最后一根浮木。
她妈没有说话。没有问“你怎么了”，没有说“没事的”，什么都没有说。她只是抱着義乐，一只手搂着她的腰，另一只手放在她的后脑勺上，手指插进她的头发里，慢慢地梳着。从头顶到发尾，一绺一绺地梳，和義乐昨天对晓诗做的一模一样。義乐哭得更大声了。因为她想到了一件事——昨天她也是这样抱着晓诗的。晓诗也是这样把脸埋在她的胸口，抓着她的衣服，哭得很大声。她当时不知道晓诗在哭什么，她只知道晓诗很难过，她不知道晓诗那么难过。现在她知道了。现在她也在哭，哭得和晓诗一样大声，一样难过，一样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妈的手在她的头发里慢慢地梳着，一下，一下，又一下。那些梳动在说：我在，我在这里，我不会走。
義乐哭累了。眼泪流干了，嗓子哭哑了，身体像被掏空了一样，轻飘飘的，没有重量。她靠在她妈身上，闭着眼睛，听着她妈的心跳。咚咚咚的，不快不慢，和平时一样。大人的心跳不会因为孩子哭就变快，因为他们知道哭不会死，哭完了就好了。但義乐觉得她不会好。她觉得她会一直哭下去，哭到眼泪流干，哭到身体里的水分全部蒸发，哭成一具干的、皱的、没有眼泪可以流的标本。但她没有继续哭。因为哭也是需要力气的。她的力气已经用完了。
她妈把她放回床上，给她盖好被子，去打电话了。義乐听到她在客厅里说话，声音压得很低，但有些词还是飘了进来——“发烧”、“很烫”、“不知道”、“你快回来”——每一个词都很短，短到像一颗一颗被射出去的子弹。她爸回来了。義乐听到门响，听到急促的脚步声，听到她妈和她爸在客厅里说话，声音还是压得很低，但语气比刚才更急了。然后她爸走进了她的房间。他的脸很红，是跑上楼的那种红，额头上全是汗，衬衫湿了一大片。他在義乐的床边蹲下来，伸出手，摸了摸她的额头。他的手很大，很厚，指尖有一点烟草的味道——他又抽烟了，戒了好几次都没戒掉。他的手指碰到義乐额头的时候，義乐感觉到他的手指在发抖。不是那种细微的抖，而是那种明显的、控制不住的、像在害怕什么的抖。義乐从来没有见过她爸发抖。在她心里，她爸是不会发抖的人。他会修水管，会换灯泡，会把她举过头顶转圈。他不会发抖。但他在抖。
“乐乐，哪里不舒服？”他的声音很稳，和平时一样，但義乐听出来了——那种稳是装的。像一个在水面上漂了很久的人，拼命让自己浮着，不沉下去。義乐张了张嘴，想说“没有哪里不舒服”，但话到嘴边变成了“心里不舒服”。她说出口的时候自己都愣了一下。她从来没有跟她爸妈说过这种话。她是一个把什么话都放在心里的人，不说疼，不说难过，不说“心里不舒服”。但今天她说了。因为她已经装不下了。她的心是一个很小的容器，装不了这么多东西。
她爸看着她，沉默了几秒。然后他伸出手，把義乐额前的碎发拨到一边，像她小时候发烧时做的那样。“那我们去医院，让医生看看心里为什么不舒服。”他说。他没有说“你想太多了”，没有说“小孩子有什么心里不舒服的”，没有说“过两天就好了”。他说“我们去医院”。義乐点了点头。
去医院的路很短，开车不到十分钟。義乐坐在后座，靠着车窗，看着窗外。风景在往后退——早餐摊、文具店、那棵被台风吹歪了的梧桐树、墙上画满了涂鸦的废弃厂房。这些风景她每个暑假都会看好几遍，因为这是去晓诗家的路。但今天不是去晓诗家。今天是去医院。
急诊室里很亮。白色的灯光，白色的墙，白色的床单，白色的制服。義乐坐在诊室的椅子上，面前坐着一个戴眼镜的医生，女的，四十多岁，头发盘在脑后，表情很平静，像一面没有波纹的水面。她问了義乐很多问题——“哪里不舒服？”“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没有发烧？”“有没有呕吐？”“有没有拉肚子？”義乐一个一个地回答，声音很小，但很清楚。医生一边听一边在病历本上写字，字迹很潦草，義乐看不懂。
然后医生问了一个義乐没有预料到的问题。“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让你很难过的事情？”義乐的手指在膝盖上蜷了一下。她抬起头，看着医生。医生的表情没有变，还是那么平静，但她的眼睛不是平静的。那双眼睛里有东西，義乐说不清是什么，但那东西让她觉得——这个人可以听她说真话。她张了张嘴，喉咙里那个堵着的东西还在，但她试着把它吞下去了。吞下去之后，喉咙空了一点，声音可以出来了。
“有。”她说。然后她把那个东西从喉咙里一点一点地拽出来——晓诗。她妈找到了她爸养小三。她要跟妈妈去外省。她删了我的联系方式。她说我们分手吧。她把一个本子塞进我的衣服里。本子上写了很多字。她说她会回来。她说也许很久。她说你一定不要忘了我。她说我会重新认识你。就像去年九月一样。義乐说这些的时候没有哭。她的眼泪已经在家里流干了，剩下的只有声音，一个很干的、像砂纸一样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声音。医生听完了，点了点头。她在病历本上又写了一些字，字迹还是那么潦草，但義乐看到她在最后一行写了三个字——“应激状态”。然后她抬起头，看着義乐，说了一句義乐没有预料到的话。
“你很勇敢。”
義乐愣了一下。“勇敢？”
“嗯。你把这些话说出来了。很多人说不出来。他们把它放在心里，放很久，放到发霉，放到烂掉，放到变成了身体的一部分，再也分不开。你说出来了。这很勇敢。”義乐看着医生，医生也看着她。两个人在白色的灯光下对视了几秒。然后義乐把目光移开了，落在自己的手上。她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半蜷着，指甲剪得很短——是晓诗帮她剪的，上次在晓诗家，晓诗说“你的指甲太长了，会刮到我”，她说“那你帮我剪”，晓诗就帮她剪了。剪得很短，比她自己剪的还短。现在指甲又长出来了，白色的月牙形，小小的，像一弯一弯的月亮。
她爸去取药了。她妈坐在她旁边，握着她的手。她妈的手很暖，但義乐觉得不够暖。不够暖到暖她的手。她的手动不了——不是真的动不了，是不想动。她觉得如果她不动，晓诗就会回来。因为晓诗说过“你站在那里就好”。她站在那里了。她一直在那里。在桂花树下，在巷口，在她们所有去过的地方。她在等。但晓诗没有回来。
回家的路上，義乐靠着车窗，看着窗外。阳光很好，照在路面上，把柏油晒得软软的，踩上去會留下脚印。路边有一个小女孩在吃冰淇淋，白色的奶油沾在嘴角，她的妈妈蹲下来用纸巾帮她擦。義乐看着那个画面，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不是疼，是一种更安静的、更深的、像一口很深的井，往里面扔了一颗石子，很久很久都听不到回声——不是因为没有回声，而是因为井太深了，声音要花很长时间才能传上来。
她回到家，吃了药，躺回床上。她妈把窗帘拉上了，房间里很暗，只有门缝里透进来一点光。她把那个本子从枕头下面拿出来，翻开第一页。晓诗的字迹。圆圆的，整整齐齐的。那些字在发抖。她又读了一遍。读到“我会重新认识你。就像去年九月一样。”的时候，她把本子合上，抱在胸口。
她想，九月。去年的九月是开始。今年的九月是结束。明年的九月呢？明年的九月晓诗会在哪里？会在一个義乐不知道的城市，上義乐不知道的学校，认识義乐不知道的人。她会画義乐不知道的画，吃義乐不知道的糖，看義乐不知道的电影。她的一切都会变成義乐不知道的。但有一件事義乐知道——晓诗说过“我会回来”。她说了。她写在纸上了。纸不会撒谎。字不会撒谎。手在发抖的时候写的字也不会撒谎。因为手在发抖是因为心在发抖，心在发抖是因为那些话是真的。
義乐把本子放在枕头旁边，闭上眼睛。这一次，她没有看到晓诗。她只看到一片很远的、灰蓝色的、像海一样的天空。天空的尽头有一个点，很小，小到几乎看不到。但義乐知道那个点是什么。是晓诗。晓诗在那个点里，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在義乐看不到、聽不到、碰不到的地方。但她在那里。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