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过完的时候，月季开了。

不是去年秋天那种零零星星的几朵，而是一整片一整片地开。花坛里的月季被园丁修剪过一个冬天，新长出来的枝条比去年更粗更壮，每根枝条上都挂着三四个花苞，有的已经张开了，有的还紧紧地裹着，像一个个攥紧的拳头。颜色也比去年多——红的、粉的、白的、黄的，还有一种介于粉和白之间的、说不清是什么颜色的颜色。

義乐每天早上路过花坛的时候会放慢脚步，不是因为想看花，而是因为晓诗会在这里停下来，从口袋里拿出手机拍一张照片。她每天都拍，拍同一株月季，同一个角度，同一个时间。義乐问她为什么每天拍一样的照片，她说不一样，今天的阳光和昨天不一样，今天的花比昨天多开了一层花瓣，今天的影子比昨天短了一点。義乐看不出来那些不一样，但她觉得晓诗能看出来的东西，大概都是真的。

“你看这朵。”晓诗蹲在花坛边上，指着最里面的一朵粉色月季，“昨天它还只是一个小花苞，今天已经开了一半了。明天大概就全开了。”

義乐蹲在她旁边，看着那朵花。花瓣一层一层地叠着，最外面的几片已经完全展开了，边缘是浅粉色的，靠近花心的地方颜色深一些，像被谁用画笔从里到外晕染过。花心是黄色的，细细的花蕊挤在一起，上面沾着花粉，有一只很小的蜜蜂趴在上面，翅膀一动不动，像是在睡觉。

“它开了之后能撑多久？”義乐问。

“大概一周吧。”晓诗说，“月季开得久，不像樱花，一场雨就没了。”

一周。義乐在心里算了一下。一周是七天，一百六十八个小时，一万零八十个小时。听起来很多，但放在一朵花身上，就觉得很短。她看着那朵花，试图记住它现在的样子——花瓣的层数、颜色的渐变、那只蜜蜂趴在花蕊上的角度。因为她知道，一周之后它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不是凋谢，就是变成另一种样子。花不会永远停在“最好看”的那个时刻，它会继续变，变成枯萎的、发黄的、干缩的、最终从枝头脱落的样子。

她觉得人和花差不多。都在变。你没办法让一朵花永远开在最好的那天，你也没办法让自己永远停在十四岁。

这个念头让她心里动了一下，像有什么东西在很远的地方轻轻敲了一下门。她没有去开门，但她听到了敲门声。

五月的第一周，期中考试的成绩出来了。

義乐的名次比上学期进步了五名，从年级七十八到了七十三。晓诗从年级四十九到了四十二。班主任在班会上表扬了进步明显的同学，念到義乐的名字时，義乐低着头，在草稿纸上画圈。念到晓诗的名字时，義乐抬起头，往第五排的方向看了一眼。晓诗没有抬头，她也在看什么东西——可能是课本，可能是笔记本，可能是那个浅蓝色封面的小本子。

晚自习的时候，義乐收到了晓诗传来的纸条。

“你进步了五名。”

“你也进步了。七名。”

“嗯。我们一起进步了。”

義乐看着“一起”这个词，觉得它很好看。两个字，笔画都不多，写起来也不麻烦。但排在一起的时候，它们就变成了一艘船，可以载着两个人去同一个地方。

她拿起笔，在纸条下面写：

“那我们要去同一个高中。”

晓诗的回复来得很快：

“当然。说好了的。”

義乐把纸条折好，放进口袋里。和所有其他的纸条放在一起。

五月中旬的一个周末，学校组织了春游。

说是春游，其实已经是初夏了。目的地是城郊的一座山，不高，爬上去大概一个小时。山顶有一个小亭子和一片草坪，可以在那里吃午饭、休息、做游戏。班主任说这是初二最后一次集体活动了，到了初三就没有这种机会了，让大家好好珍惜。

大巴车上，義乐和晓诗坐在最后一排。義乐靠窗，晓诗坐中间。车子晃得很厉害，山路弯弯绕绕的，義乐看了几分钟窗外就觉得头晕，于是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

“你晕车？”晓诗的声音从旁边传来。

“有一点。”

“给你一颗糖。”晓诗把一颗糖塞进她手里。義乐没有睁眼，用手摸了一下糖纸——是橘子味的，包装纸是橘色的，上面印着一瓣橘子。

“谢谢。”她把糖放进嘴里，橘子味的甜在嘴里化开，胃里的翻涌慢慢平复了一些。

车子又晃了一下，義乐的身体往旁边歪了歪，肩膀碰到了晓诗的肩膀。她没有挪开。晓诗也没有挪开。两个人的肩膀靠在一起，隔着两层校服布料，温度慢慢地变得一样。

“義乐。”晓诗的声音很小，小到几乎被车子的引擎声盖过。

“嗯？”

“你有没有想过，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

義乐睁开眼睛，侧头看着晓诗。晓诗没有看她，目光落在前排某个同学的椅背上，表情很平静，像在问一个很普通的问题。

“没有。”義乐说。她确实没有想过。不是不想，是不敢。以后太远了，远到像另一个世界的事。她连下周末要去哪里都懒得想，更别说“以后”了。

“我有时候会想。”晓诗说，声音还是那么小，“但不是认真的想，就是……随便想想。”

“想什么？”

晓诗沉默了一会儿。车子又晃了一下，前排有个男生在唱歌，跑调跑得很厉害，大家都在笑。在笑声里，晓诗说了一句话。那句话很小，小到只有義乐能听到。

“我在想，不管以后变成什么样，我们都还会在一起吃糖。”

義乐没有说话。她把嘴里的橘子糖咬碎了，碎成好几块，甜味一下子散开了，满嘴都是。她覺得晓诗说的可能不对。以后的事情谁也说不准。但她说的时候，语气是确定的，像在说一个已经发生过的、被证实了的事实。那种确定让義乐觉得，也许她是对的。不是因为未来真的会按照她说的那样发展，而是因为她说出来的那一刻，那个未来就已经被创造出来了。语言是有力量的，当你说“我们会”的时候，“会”就从一个虚的词变成了一个实的词，从一个不存在的时间变成了一个存在的时间。

山顶的风很大。

義乐站在亭子里，看着山下的城市。房子很小，车很小，人更小，小到看不见。所有的东西都缩成了一个个模糊的点，像一幅被缩小了很多倍的地图。她能看到学校的方位——那栋白色的教学楼在阳光下反着光，像一枚小小的、立在地面上的棋子。

“你在看什么？”晓诗走到她旁边，手里拿着两瓶水，递给她一瓶。

“在看学校。”

“能看到？”

“看不太清，但大概在那个方向。”義乐指了指远处那个白色的点。

晓诗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了一会儿，点了点头。“嗯，我也觉得是那里。”

她们站在亭子里，喝着水，看着山下的城市。风吹过来，把晓诗的头发吹得到处都是，有几缕粘在了義乐的手臂上。義乐没有去拨，她让那些头发留在那里，因为它们很轻，轻到几乎感觉不到，但她知道它们在那里。

“義乐。”晓诗把水瓶放下，双手撑在栏杆上，身体微微前倾。

“嗯？”

“你说，三年后的我们在干嘛？”

義乐想了想。三年后，她们十七岁，高二。她不知道高二的学生在干嘛，大概在准备高考吧。也许在刷题，也许在上补习班，也许在教室的窗边看夕阳。她想不出具体的画面，但她能想出一个人。

“三年后的你，应该还在画画。”她说。

晓诗笑了。“那三年后的你，应该还在给我买草莓糖。”

“草莓糖能买三年那么久吗？”

“能。草莓糖又不会停产。”

義乐看着晓诗的侧脸。风把她的刘海吹起来，露出饱满的额头。她的鼻梁上有一颗很小很小的痣，義乐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她不知道那颗痣是一直在那里，还是最近才长出来的。但她决定记住它。因为三年后的晓诗，鼻梁上应该还有这颗痣。

“那我们说好了。”義乐说。

“说好什么？”

“三年后，你还在画画，我还在给你买草莓糖。”

晓诗转过头看她，眼睛亮亮的。山顶的阳光很好，照在她的脸上，把她的皮肤照得几乎透明。她的瞳孔里倒映着義乐的脸——很小，很模糊，但确实是義乐的脸。

“好。”晓诗说，“说好了。”

她们用小指拉了钩。两个人的小指勾在一起，拇指相对，像盖了一个印章。山顶的风很大，把她们的头发吹得到处都是，但小指勾着的地方是紧的，风吹不开。

春游结束后，日子又回到了平时的轨道——上课，下课，写作业，传纸条，放学后绕一段路，在巷口的桂花树下停一会儿，然后各自回家。

但義乐开始注意到一些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东西。

比如，教室墙上的倒计时牌换了。从“距期末考试还有XX天”变成了“距中考还有XX天”。数字从三百多开始，一天一天地减少，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钟摆，一下一下地，把时间切成一块一块的。

比如，老师上课的时候开始说一些以前不说的话。“这个知识点中考可能会考”“这个题型去年中考出现过”“你们现在不好好学，到了初三就来不及了”——这些话以前也有，但说的时候语气是松的，像在讲一个很远很远的故事。现在语气变了，变紧了，像在讲一个马上就要发生的事情。

比如，班里的气氛变了。以前下课的时候大家会聚在一起聊天、打闹、传纸条，现在很多人下课了还坐在座位上，面前摊着课本，低着头，不是在写作业就是在背书。那种“所有人都在努力”的氛围像一层看不见的膜，把整个班级包住了，你在里面，你也能呼吸，但你知道外面的空气和里面不一样。

義乐不太喜欢这种变化。但她知道，这种变化不会因为她的不喜欢就停下来。时间不会等人的心情。它像一个推着独轮车的人，低着头，一直走，一直走，不管路上有什么，它都不停。

六月的一个傍晚，放学后，義乐和晓诗坐在操场边的台阶上。

操场上有几个男生在踢球，喊声很大，球鞋踢到球的声音很闷，像有人在拍一个很旧的皮鼓。夕阳把整个操场染成了橘红色，草地、跑道、球门、人的影子——全部都是橘红色的，像被泡在一大缸橘子汽水里。

“義乐。”晓诗把下巴搁在膝盖上，双手抱着小腿，整个人缩成一个球。

“嗯？”

“你暑假打算干嘛？”

“不知道。写作业吧。你呢？”

“我想去报一个美术班。暑假的那种，一周上三次课。”

“在哪？”

“在市里。坐公交大概四十分钟。”

義乐算了一下，四十分钟，来回就是一个小时二十分钟。一周三次，就是四个小时。一个月就是十六个小时。她觉得很多，但晓诗觉得不多，因为晓诗说的时候语气很轻，好像在说一件很小很小的事。

“你一个人去？”義乐问。

“嗯。我妈说她没时间送我。”

“安全吗？”

“公交车而已，有什么不安全的。”

義乐没有说话。她看着操场上的夕阳，看着那些被拉得很长很长的影子，看着球门后面那棵老槐树在风中微微摇晃。她忽然想到一件事——暑假有将近两个月。两个月，六十天，一千四百四十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她和晓诗不会每天见面。不会一起上课，不会一起吃饭，不会在晚自习后牵手走过花坛，不会在巷口的桂花树下停留。她们会变成手机屏幕上的两行字，和偶尔传来的、被电波压缩过的、带着沙沙声的声音。

她不是第一次想到这件事。每年暑假前都会想到。但今年不一样。今年的“想到”比去年重了很多，像一块石头，以前只是一颗小石子，扔进水里能漂很久，现在变成了一块大石头，扔进去就沉底了，连水花都没有。

“義乐。”晓诗的声音从膝盖后面传出来，闷闷的。

“嗯？”

“你暑假可以来我家找我。”

義乐转过头看晓诗。晓诗没有看她，下巴还搁在膝盖上，目光落在操场上那些踢球的男生身上。但她的耳朵是红的。

“好。”義乐说。

“一周来一次就行。”晓诗说，“不用太多。”

“好。”

“你来的那天，我让我妈做糖醋排骨。”

“好。”

“你就只会说好。”晓诗终于转过头来看她，嘴角是翘着的，眼睛里有夕阳的光。

“那我说什么？”義乐问。

晓诗想了想。“说‘我会来的’。”

“我会来的。”義乐说。

晓诗看着她，看了两秒，然后把脸埋回了膝盖里。但義乐看到了她嘴角的那个弧度——比刚才大了一些，大到藏不住了。

六月过完的时候，期末考试结束了。

義乐考得比期中还好，年级六十八名。晓诗年级三十九名。班主任在期末班会上说，这个成绩保持下去，重点高中没有问题。班里的同学都在鼓掌，義乐也鼓了掌，但不是为自己，是为晓诗。三十九名，离年级前三十只有九名的距离。她知道晓诗的目标是前三十，因为晓诗说过——“我想考最好的那所高中，那所学校的艺术特长生名额只有五个。”

最好的那所高中，在城市的另一边。坐公交要一个小时，骑自行车要更久，开车不堵的话四十分钟。義乐不知道那所学校长什么样，她只见过它的照片——一张在校门口的宣传栏里贴着的、被阳光晒得发白的照片。照片上有一栋红色的教学楼，一个很大的操场，和一棵比她们学校那棵樟树还要大的榕树。

她不知道那棵榕树下面有没有人坐着看书。

但她知道，如果晓诗去了那所学校，她会坐在那棵榕树下面画画。

而她呢？她会去哪所学校？她的成绩够不上那所最好的，大概会去第二好的，或者第三好的。第二好的在城东，第三好的在城南，和那所最好的不在同一个方向。公交车不会顺路，骑自行车要绕一大圈，开车也要二十分钟。

她把这件事放在心里，没有跟晓诗说。不是因为不想说，而是因为她觉得，说出来之后，那个距离就会变成真的。不说的话，它只是一个数字，一个在地图上用尺子量出来的、几厘米长的线段。说了，那几厘米就会变成几公里，几十公里，几百公里。她不想让那几厘米变长。

放暑假的前一天，義乐和晓诗在巷口的桂花树下站了很久。

天已经黑了，路灯亮着，橘黄色的光照在她们身上，把校服染成了暖色调。桂花树没有开花，但叶子很密，密到能把头顶的天空遮住大半。義乐抬头看的时候，只看到一小片深蓝色的、缀着几颗星星的天。

“明天就放假了。”晓诗说。

“嗯。”

“你会想我吗？”

義乐看着晓诗。晓诗没有看她，在低头用鞋尖踢地上的一颗小石子。那颗石子被她踢了一下，滚了几厘米，她又踢了一下，又滚了几厘米。她在用那颗石子画一条看不见的线。

“会。”義乐说。

“会想多少？”

“每天都在想。”

晓诗抬起头，看着她。路灯的光在晓诗的眼睛里变成了两个很小的、橘黄色的圆点，像两颗被缩小的太阳。

“我也是。”晓诗说。

然后她伸出手，拉住了義乐的手。手指交错地扣在一起，掌心贴着掌心。两个人的手都不凉——六月的晚风是暖的，吹在皮肤上像被温水淋过。

她们就这样站着，站在桂花树下，站在路灯下，站在暑假前最后一个夜晚。没有人说话，因为不需要说话。手握着的时候，所有的话都已经说完了。

“義乐。”晓诗过了一会儿开口了。

“嗯？”

“暑假的时候，你要来找我。”

“好。”

“一周至少一次。”

“好。”

“来的时候带草莓糖。”

“好。”

“不许忘。”

“不会忘。”

晓诗点了点头，松开了手。她的手从義乐的手心里滑出去，指尖离开的时候，在義乐的掌心留下了一道很轻很轻的、像被羽毛划过一样的触感。

“明天见。”晓诗说。

“明天见。”

晓诗转身走了。義乐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看着她走过路灯下那一片橘黄色的光，走进没有路灯的黑暗里，又走进下一盏路灯的光里。她的影子一会儿长一会儿短，一会儿在前面一会儿在后面，像一个在跟她玩捉迷藏的小孩子。

義乐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心。那里有一道晓诗的指尖留下的痕迹，很轻，轻到几乎看不见。但她知道它在那里。就像她知道，这个暑假会很长，长到像一辈子。但也会很短，短到像一眨眼。

她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给晓诗发了一条消息：

“刚才忘了说一件事。”

“什么？”

“暑假我来的那天，你要在那棵桂花树下等我。”

对面沉默了一会儿。

“哪棵？”

“就这棵。”

“好。我会等的。”

義乐把手机放回口袋里，转身往右边走。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长到快要够到巷口那棵桂花树的树根。

她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

因为她想到了一件事——暑假之后，她们就是初三了。初三之后是中考。中考之后，她们会去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学校在不同的方向。那些方向之间的夹角，比她现在每天走的这条岔路要大得多。大到她不知道还能不能每天走在一起。

她站在路灯下，看着自己的影子。

影子不会回答她。

但風会。风从巷口吹过来，带着桂花树叶子的气味——不是花香，是叶子被太阳晒了一天之后散发出来的、干燥的、暖烘烘的味道。那个味道在她的脸上停留了一秒，然后走了。

她继续往前走。

回到家，義乐走进自己的房间，坐在书桌前。她拉开抽屉，拿出那个浅蓝色封面的本子——第二本，已经写满了。最后一页是她上周写的：“今天学到了一个新东西。(:`)”她翻到第一页，看到自己写的那行字：“这是第二本。以后还会有第三本、第四本、第五本……写到我们毕业。毕业之后也可以继续写。”

毕业之后也可以继续写。

她当时写这句话的时候，觉得“毕业之后”是一个很远很远的、像地球到月球那么远的距离。现在她觉得，“毕业之后”就在眼前了。不是明天，不是后天，但它已经在路上了，正在朝她们走过来，一步一步的，不快不慢，像那个推着独轮车的人，低着头，不停。

她拿起笔，在最后一页的空白处写了一行小字：

“第二本写完了。第三本还没买。暑假的时候去买一本新的。还是浅蓝色的。还是画一颗橘子。”

她写完之后，把本子合上，放回抽屉里。第一本和第二本并排躺在一起，封面上的两颗橘子挨着，一颗歪歪扭扭，一颗圆润饱满。

她盯着那两颗橘子看了一会儿，然后关上抽屉。

窗外的路灯还亮着。六月的风吹过，把窗帘吹得轻轻晃动。天花板上那片橘黄色的光斑也跟着晃，像一杯被搅动过的橘子汽水里最后那几颗气泡，慢慢地、慢慢地，浮到水面上，啵的一声，碎了。

她躺在床上，把手放在胸口上。

心跳是正常的。不快不慢，像一个走了很久很久的钟，走得很稳，每一步都一样长。

她想，时间大概也是这样走的。不快不慢，每一步都一样长。你没办法让它走快一点，也没办法让它走慢一点。你只能跟着它走，一步一步的，走到它带你去的地方。

她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

但她知道，不管在哪里，都会有一个人在等她。

在桂花树下。在路灯下。在任何一棵有叶子的树下。

那个人说，我会等的。

她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