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安娜从记事起就知道自己是不同的。

不仅仅因为她没有父母——莫斯科郊外那所破旧福利院里很多孩子都没有——更因为那些藏在她皮肤之下的标记。左胸上一片暗红色的胎记，像一片枯萎的玫瑰花瓣；大腿外侧也有一片，形状像破碎的翅膀。修女玛丽安收养她时，曾温柔地抚摸这些印记，说那是天使留下的吻痕。

可玛丽安修女第二天就不见了。其他修女窃窃私语，说玛丽安在祈祷时突然尖叫，指着婴儿床上的莉·安娜大喊“恶魔之女”，然后永远离开了福利院。

这个外号跟她一起长大。九十年代初的俄罗斯，苏联的残骸还在空气中飘荡，福利院的墙壁剥落，暖气时好时坏，食物配给日益减少。孩子们在体制崩溃的余震中长大，恐惧和不安需要出口。

“恶魔女来了！”

“别碰她，她会诅咒你的！”

福利院的孩子们在她经过时会交叉手指，餐桌上没人愿意坐在她旁边。只有夏不一样。夏比莉·安娜大两岁，有一双安静的眼睛和总是微微上扬的嘴角。她会在莉·安娜被欺负后悄悄留下药品和绷带，但从不露面。那些药品常常是过期的苏联时期存货，绷带反复洗涤得发白。

“是天使留下的，”一位年迈的修女总是这么说，眼睛不看向莉·安娜，手里数着日渐减少的救济粮票。

莉·安娜十岁时，终于在一个雨夜抓到了送药的人。1993年的秋天，叶利钦的坦克刚炮轰了白宫，消息从老旧的收音机里断断续续传出。福利院的屋顶漏雨，水滴在桶里发出单调的声响。她假装睡着，听见门轻轻打开，脚步声靠近床边。

“夏？”莉·安娜突然坐起来。

夏僵在原地，手里拿着药膏。她没有逃跑，而是走上前，轻轻揭开莉·安娜肩上的绷带。“他们今天用石头扔你了。”

“为什么帮我？”莉·安娜问，声音里带着长期孤独产生的戒备。

夏涂药的手很轻，药膏是廉价的苏联制锌膏，气味刺鼻。“因为那些不是诅咒的印记。”

“那是什么？”

夏没有回答。涂完药，她迅速离开，留下莉·安娜和那句悬而未决的话。

福利院的霸凌在她们进入中学后升级为更系统性的残忍。1996年，俄罗斯经济在“休克疗法”后陷入混乱，学校经费削减，教师工资拖欠，纪律涣散。莉·安娜的胎记成了无法隐藏的耻辱柱，尽管她总是穿高领长袖——那些从西方援助物资中分发的二手衣服——但总有人“偶然”看到，然后消息像野火一样蔓延。

凯蒂是霸凌的头目，一个金发女孩，有着天使般的面孔和恶魔般的心肠。她的父亲是新俄罗斯人，靠倒卖国有资产暴富，家里有进口汽车和意大利家具。她的团体里有五个人，包括夏。夏总是在边缘，从不主动参与，但从不阻止。莉·安娜后来知道，夏的母亲在国营工厂倒闭后酗酒身亡，父亲不知所踪，她靠讨好凯蒂获得食物和庇护。

“看，恶魔女又一个人吃饭。”

“听说她妈妈就是因为看到那些胎记才把她扔掉的。”

“她碰过的东西会腐烂吗？”

莉·安娜学会了隐形，缩小自己的存在，但凯蒂总能找到她。她的书被扔进厕所，椅子上被涂胶水，储物柜里塞满垃圾。每次，夏都在场，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子——一双磨损严重的苏联制校鞋。

一天，凯蒂把莉·安娜堵在体育馆后面，手里拿着一把剪刀。体育馆的玻璃在几年前的一次抗议活动中被打碎，一直没修，冷风灌进来。

“让我们看看恶魔的印记到底长什么样。”

莉·安娜挣扎，但其他女孩按住了她。就在凯蒂要剪开她衬衫时，夏突然说：“老师来了。”

凯蒂转头，莉·安娜趁机逃脱。跑远后，她回头看了一眼，夏正盯着她，眼神复杂难懂。

那天晚上，莉·安娜做出了决定。如果无法对抗，就加入。至少那样，她可以离夏近一些。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生存意味着结盟，即使是与魔鬼结盟。

她主动找到凯蒂，提出加入她们的团体。“我可以帮你们捉弄其他人，”她说，声音平稳得让自己惊讶，“我知道所有人的弱点。”

凯蒂饶有兴趣地看着她，“恶魔女想变成恶魔？有趣。但你要通过测试。”

测试是在莉·安娜自己的储物柜里放死老鼠，并嫁祸给一个害羞的女孩——一个从车臣逃难来的孩子，已经失去了一切。莉·安娜照做了，看着那女孩被训导主任责骂时颤抖的背影，胃里翻腾。夏就在旁边看着，嘴唇抿成一条线。

莉·安娜成为了团体的一员，地位最低，但毕竟在里面。她现在可以站在夏旁边，偶尔闻到洗发水的香味——可能是凯蒂用剩的进口洗发水——看到夏睫毛投下的阴影。夏很少说话，但莉·安娜发现，当凯蒂想出特别残忍的主意时，夏会巧妙地转移话题或提议做别的。

“你为什么不离开她们？”一次打扫卫生时，莉·安娜终于问夏。她们被罚清扫落叶，校园里白杨树的叶子在秋风中飘落，像这个国家褪色的理想。

夏擦窗户的手停顿了一下，“那你为什么加入？”

“为了靠近你。”

话就这样说出了口，悬在两人之间的空气中。夏没有回应，只是继续擦窗户，但耳尖微微发红。

接下来的几个月，莉·安娜在罪恶感和对夏的渴望间挣扎。她参与霸凌，但总是选择伤害最小的方式；她讨好凯蒂，但眼神总追随夏。夏对她保持着距离，但莉·安娜注意到，自己水杯里的水总是满的，忘记带午饭时总会有个苹果出现在抽屉里——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一个苹果是奢侈的礼物。

直到那天，凯蒂发现了莉·安娜藏在笔记本里的一幅画——一幅夏的素描，下面写着“天使”。笔记本是苏联时期生产的，纸质粗糙，但莉·安娜用铅笔细致地勾勒了每一处细节。

“哦，看看这个，”凯蒂的声音响彻食堂，“恶魔女暗恋我们的夏！”

哄笑声中，莉·安娜想去抢回笔记本，但凯蒂把它传给别人。食堂里弥漫着卷心菜汤的味道，墙壁上列宁画像的痕迹依稀可见，已经被叶利钦的海报覆盖。

“你喜欢夏什么？你们都是怪胎，绝配！”

夏站起来，“够了，凯蒂。”

“怎么了？心疼你的小恶魔了？”凯蒂笑得更欢，“还是说你其实也喜欢她？两个怪胎相爱，多感人。”

莉·安娜看见夏的脸变得苍白，然后转身离开食堂。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到夏站着的样子。

第二天，凯蒂宣布最终的测试：莉·安娜必须从学校天台跳下去——当然，不是真的跳，只是站到边缘，证明她的忠诚。这座七层楼的建筑是苏联鼎盛时期修建的，如今墙皮剥落，栏杆锈蚀。

“你疯了，”莉·安娜说。

“要么做，要么滚回被所有人嘲笑的日子，”凯蒂耸耸肩，“而且我们会保护你，不会真的让你跳。”

莉·安娜知道这是个谎言，但她更害怕回到没有夏的生活。至少在这个团体里，她可以偶尔靠近夏，感受那片刻的温暖。在这个寒冷的世界里，一点点温暖就值得用一切交换。

“好，”她说。

天台风很大，吹得校服猎猎作响。凯蒂和她的团体都在，包括夏。夏站在最后面，眼神焦虑。远处的莫斯科城景在1997年的黄昏中展开，教堂金顶与新贵的玻璃大厦并存，一个撕裂的城市，一个撕裂的国家。

“站上去，”凯蒂指着栏杆外仅二十厘米宽的边缘。栏杆锈蚀严重，在风中微微颤动。

莉·安娜翻过栏杆，背对七层楼下的地面。风猛烈地拉扯她，视野边缘的地面令人眩晕。

“看！恶魔女要飞了！”一个女孩尖叫。

凯蒂拿出一瓶水——西方进口的矿泉水，在那个大多数人喝自来水的年代是地位的象征。“给你洗礼，恶魔！”

冷水泼在莉·安娜脸上，她下意识后退，脚下打滑。

时间仿佛变慢了。

莉·安娜看到凯蒂脸上恶作剧得逞的笑突然变成惊恐；看到其他女孩张大的嘴；看到夏——夏的眼睛突然睁大，然后夏在动，在跑，翻过栏杆，不是来拉她，而是……

跳。

夏跳了出来，在莉·安娜开始坠落的下一个瞬间。

下落的过程中，夏抱住了她，双臂紧紧环住她的身体，一个翻转，让自己在下方。莉·安娜看到夏的头发向上飘扬，像黑色的翅膀。

“不——”莉·安娜想尖叫，但风灌满了她的嘴。

她看着夏的脸，那双总是安静的眼睛现在充满了她无法理解的东西。夏的嘴唇在动，但风声太大，她听不见。

然后是一生中最漫长又最短暂的时刻，天空和地面在旋转，褪色的苏联旗帜和崭新的商业广告牌在视野中闪过，夏的怀抱是唯一固定的点。

撞击。

不是她预期的粉碎一切的力量，而是缓冲，然后是第二次撞击，更沉闷，更沉重。她们落在了一堆废弃的建筑材料上——苏联解体后无数停工项目的残骸。

莉·安娜睁开眼睛，意识模糊。她身下是夏，夏的身体以一种不自然的角度扭曲着。温热的液体浸透了她的校服，那不是水，粘稠而深红。

她看到了碎片，不属于她也不属于建筑的碎片：夏的笔记本散落在周围，铅笔素描被血浸染；一枚褪色的苏联少先队徽章从夏的口袋里滑出；还有一张粮票，1991年的，早已作废。

本能地，她呕吐起来，胃里空无一物，只有苦涩的胆汁。

警笛声由远及近，闪烁的红蓝光晕染天空。有人把她从夏身上拉开，她看到夏的脸，苍白但平静，眼睛闭着，像在睡觉，如果不是因为那些血，和身下蔓延的深红湖泊。

医院里，医生说她只有轻微擦伤和骨折。“你身下的人承受了大部分冲击，”医生面无表情地说，这个疲惫的中年男人眼里有太多类似的悲剧，“她救了你的命。”

在警局，一个女警给她一杯热茶，声音尽量温柔：“你能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吗？”警局墙壁上，双头鹰徽章旁还留着锤子镰刀的痕迹。

莉·安娜只是摇头。

“那个女孩，夏·弥尔，你认识她吗？”

夏·弥尔。

莉·安娜第一次知道她的全名，在警局冰冷的询问室里，在她为她死去之后。弥尔——在俄语中意为“和平”。

“她……”莉·安娜的声音嘶哑，“她为什么要跳下来？”

女警沉默了一会儿，“有时人们为了保护所爱的人，会做出不可思议的事。”她的制服袖口磨损，警衔模糊——一个新国家的旧警察。

“她爱我吗？”问题脱口而出，幼稚得让她想哭。

女警没有回答，而是推过来一个密封袋，里面是一个小笔记本，边缘烧焦但大部分完好。“这是在现场她口袋里的。也许你想留着。”证据保管不规范，但谁在乎呢？这是一个连国家秩序都在重建的年代。

莉·安娜接过袋子，手指颤抖着打开，取出笔记本。前几页是普通的课堂笔记，然后是她熟悉的素描——福利院的建筑，年迈的修女，几个孩子。还有一幅列宁雕像被推倒的速写，日期是1991年8月。

翻到中间，她停住了。

那是她自己，不同年龄的自己。十岁在树下看书，十二岁在食堂低头吃饭，十四岁在操场边缘看着别人玩耍。每一张都细致入微，捕捉了她自己从未注意到的细节：专注时咬下唇的习惯，阳光下的睫毛在脸颊投下的阴影，手背上一道小小的疤痕。

最后一页是最近画的，她在教室里望向窗外，眼神空洞。下面有一行字：

“我想告诉她，那些胎记不是诅咒，是天使折断翅膀时留下的痕迹。真正的天使从不飞翔，他们行走在地面，承受着看不见的重量。她是坠落人间的天使，而我只是想在她着陆时，成为她身下的那片土地。在这片破碎的土地上，这是我们唯一能提供的温柔。”

笔记本边缘有一行小字：“如果有一天这个国家记住我们，让它记住我们曾如何在这废墟中相爱。”

莉·安娜合上笔记本，抱在胸前。身体开始颤抖，然后是无法控制的哭泣，不是抽泣，而是从灵魂深处撕裂出来的哀嚎，为夏，为自己，为所有未曾说出的话和永远不会到来的明天，也为这个学会了坠落却尚未学会如何着陆的国家。

询问室的门轻轻关上，留她独自一人。窗外的城市灯火渐亮，又一个夜晚降临，没有夏的世界。远处，新贵的奔驰车驶过坑洼的街道，教堂钟声与夜总会的音乐交织，一个时代的葬礼与另一个时代的诞生日复一日地上演。

但夏在摔下来后融入了她身体里，在她的每一次呼吸里，在她胸口和大腿上那些被称为诅咒的印记里——那些夏认为是天使折翼时留下的痕迹。在这个苏联已死、俄罗斯未明的年代，她们是两个在自由落体中相拥的女孩，在坠落的尽头，找到了唯一的着陆点：彼此。

而那片曾经接住她们的土地，仍在寻找自己的着陆方式。

莉·安娜回到学校是在葬礼的三周后。

夏的葬礼很简陋，福利院出的钱，埋在莫斯科郊外一个拥挤的公墓。墓碑上只有名字和生卒年月：夏·弥尔，1981-1997。没有墓志铭，没有人知道该写什么。莉·安娜站在细雨中，看着泥土覆盖那个小小的棺材，感觉一部分自己也随之被埋葬。

但另一部分在苏醒。

葬礼结束后，莉·安娜发现自己开始和夏对话。起初只是在脑海中，渐渐变成了低声细语，最后是在镜子前完整的交谈。夏的声音清晰而真实，带着她记忆中的温柔。

“她们还欠我们一笔债，”镜中的莉·安娜说，嘴唇开合，声音却是夏的。

“我们该怎么讨回来？”莉·安娜问。

镜中的自己笑了，那个笑容陌生而熟悉，“用她们自己的游戏规则。”

回到学校的第一天，莉·安娜就发现一切都变了。凯蒂和她的团体看到她时，眼神里有明显的恐惧——不是对她，而是对她们自己的罪责可能带来的后果。但莉·安娜知道，这种恐惧很快会变成更深的敌意，一种消除证据的本能。

“看，恶魔女回来了，”一个女孩低声说，但声音里没有从前的嘲弄。

凯蒂径直走向她，“听着，那是个意外。我们没想——”

“我知道，”莉·安娜打断她，声音平静得像结冰的湖面，“只是个测试，不是吗？”

凯蒂愣住了，然后松了一口气，“对，只是测试出了意外。”

“我想重新加入，”莉·安娜说，“完成我没能完成的事。”

团体成员们交换了眼神。夏的死给她们带来了麻烦——警察询问，学校调查，家长担忧。如果莉·安娜加入，她就会成为共犯，而不是受害者。

“你需要通过新的测试，”凯蒂说，恢复了部分往日的傲慢，“证明你的忠诚。”

莉·安娜点头，“当然。”

测试是在一周后。凯蒂递给她一个地址和一张照片，“这个女孩抢了我喜欢的男孩。给她点教训。”

地址是城西的一个破旧公寓楼，照片上的女孩大约十五岁，棕色头发，腼腆地笑着。莉·安娜知道这栋楼——那里住着很多从高加索地区逃难来的家庭。

“你想要什么样的教训？”莉·安娜问。

凯蒂耸耸肩，“吓吓她就行。在她家门口涂鸦，或者把垃圾倒在门口。”

莉·安娜看着照片，然后抬头看凯蒂，“我可以做得更好。”

那天晚上，莉·安娜没有去那个地址。相反，她去了莫斯科另一个区域——一个废弃的工厂区，现在被各种地下交易占据。她穿着从二手市场买来的成人衣服，脸上化了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几岁。

“我有人可以提供，”她对一个靠在生锈大门上的男人说。男人脸上有疤痕，眼睛像冬天的石头一样冷。

“什么样的？”

“健康的，年轻的，女孩，”莉·安娜说，声音平稳，“四个。她们值多少钱？”

男人打量着她，“你多大？”

“足够大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莉·安娜直视他的眼睛，“她们欺负了我的人。我的人死了。”

男人似乎理解了。在这个新俄罗斯，复仇是流通的货币之一。“如果你能把她们带来，我可以给你这个数。”他用手比了个数字。

莉·安娜摇头，“我不要钱。我要她们消失，永远消失。”

男人笑了，露出一颗金牙，“器官市场总是需要新鲜货。尤其是健康年轻人的。”

莉·安娜感到胃部一阵抽搐，但夏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这是她们应得的。她们推我下去的时候，可没想过我的器官还能不能用。”

“好，”莉·安娜说，“但我需要计划。”

接下来的两周，莉·安娜执行了一个精心设计的计划。她首先接近团体中最脆弱的一个——娜塔莎，一个总是跟随凯蒂但眼神里总有不安的女孩。

“我知道你家的情况，”莉·安娜在图书馆低声对娜塔莎说，“你妈妈在医院的账单还没付，对吧？”

娜塔莎脸色变白，“你怎么知道？”

“我知道很多事情，”莉·安娜说，“我可以帮你。有个工作，很简单，报酬很好。”

“什么工作？”

“只是陪一些商人吃饭。他们喜欢和年轻女孩聊天，展示他们的新俄罗斯财富。一顿饭，够付你妈妈一个月的医药费。”

娜塔莎犹豫了，但贫困比恐惧更强大。“只是吃饭？”

“只是吃饭，”莉·安娜保证，“周末，在市中心的餐厅。”

娜塔莎同意了。莉·安娜用同样的方法接近了另外两个女孩，用她们各自家庭的经济困境作为诱饵。只有凯蒂需要不同的方法。

“有个派对，”莉·安娜对凯蒂说，“我叔叔认识的一些新俄罗斯人。他们在找漂亮的女孩当模特，为他们的新品牌代言。报酬很高，还有机会认识真正有权势的人。”

凯蒂的眼睛亮了。对于她来说，社会地位的提升比金钱更有吸引力。“什么样的品牌？”

“进口服装，意大利的，”莉·安娜说，“他们认为俄罗斯女孩有一种‘野蛮的美’，适合他们的设计。”

凯蒂几乎立刻就同意了。

那个周末，四个女孩分别被带到了不同的地点，但最终都去了同一个地方——城郊一个看似废弃的仓库。莉·安娜没有露面，她通过那个疤脸男人的手下安排了所有事情。

“她们会消失，”疤脸男人在电话里说，“就像从没存在过一样。警察会认为她们离家出走——在这个年代，每天都有孩子失踪。”

莉·安娜挂断电话，站在自己房间的窗前。外面开始下雪，这是1997年的第一场雪。莫斯科的灯光在雪花中模糊成一片浑浊的光晕。

“她们再也不会伤害任何人了，”她低声说。

“我们保护了其他人，”夏的声音在脑海中回应，“就像我保护了你。”

莉·安娜把手放在左胸的胎记上，那片像枯萎玫瑰花瓣的印记。她能感觉到它在发热，微微跳动，像第二颗心脏。

“你在这里，对吗？”她问。

“我一直都在，”夏说，“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近。”

莉·安娜开始更频繁地与夏对话。她们讨论学校的功课，回忆福利院的往事，计划未来。夏想成为一名艺术家，画下这个时代的所有矛盾和美丽。莉·安娜想学法律，为那些没有声音的人发声。

“我们可以一起做到，”夏说，“用我的眼睛看世界，用你的手改变它。”

莉·安娜发现自己开始做一些以前不会做的事情。她画素描——技巧突然变得娴熟，虽然她不记得学过。她写诗——用词和韵律有一种陌生的成熟感。她甚至开始用左手写字，而以前她总是用右手。

“看，”一天晚上，夏在镜子里说，“我们正在融合。”

莉·安娜看着镜子，有时看到的是自己的脸，有时却看到夏的轮廓叠加在自己的面容之上。她的举止也在变化——偶尔会有夏习惯性的小动作：思考时咬笔杆，紧张时捻头发，微笑时头微微偏向右。

学校里的霸凌停止了。凯蒂和她团体的消失引起了短暂的骚动，但在这个混乱的年代，很快就被其他新闻淹没。车臣战争在南方继续，金融危机在酝酿，四个中产阶级女孩的失踪只是报纸内页的一小段文字。

莉·安娜的成绩开始突飞猛进。她总是知道考试的答案，即使是没有复习过的科目。她的作文获得全市比赛奖项，语言优美深刻，评委称赞她有着“超越年龄的洞察力”。

“那是你的洞察力，”莉·安娜对夏说。

“是我们的，”夏纠正她。

1998年春天，莉·安娜被诊断出轻微的精神分裂症。学校的心理医生注意到她的“自言自语”和行为变化，建议她接受治疗。

“她们想分开我们，”夏在诊疗室里低声说，只有莉·安娜能听到。

“我不会让她们这么做，”莉·安娜回答。

心理医生看着她，记录着：“患者表现出明显的幻听和身份融合妄想...”

莉·安娜停止服药。她把药片冲进马桶，继续与夏对话。她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越来越完整。莉·安娜开始穿夏喜欢的颜色的衣服——深蓝色和墨绿色。她听夏喜欢的音乐——苏联时期的摇滚乐队，那些歌唱理想破碎的旋律。

“记得那首歌吗？”一天晚上，夏哼起一段旋律，“《变化》？”

莉·安娜跟着哼唱，虽然她不记得听过这首歌。歌词自然而然地浮现在脑海中：“一切都在变化，连天空也不似从前...”

她们一起完成了夏的笔记本。莉·安娜在空白页继续画素描，描绘她们共同的记忆和想象的未来。一幅画中，两个女孩背靠背站立，一个黑发，一个金发，但面容渐渐融合成一体。另一幅中，她们站在莫斯科河畔，身后是克里姆林宫和新建的摩天大楼，脚下是苏联时代的废墟。

1998年8月，俄罗斯金融危机爆发。卢布贬值，银行倒闭，无数人的储蓄一夜蒸发。莫斯科街头再次出现抗议人群，这次不是要求共产主义回归，而是要求一个从未真正到来的资本主义兑现承诺。

莉·安娜站在人群中，看着愤怒的面孔和挥舞的标语。

“这是我们的国家，”夏说，声音里有一种苦涩的爱，“总是在坠落，从未真正着陆。”

“但我们在着陆，”莉·安娜回答，手放在胸口，“我们找到了彼此。”

那天晚上，莉·安娜做了一个决定。她将申请莫斯科大学的法律系，用最好的成绩，争取奖学金。然后，她会成为一名律师，专门为像她和夏这样的孩子辩护——那些在体制裂缝中坠落的人。

“我们会改变一些事情，”她向夏承诺，“即使只是一点点。”

“我们已经在改变了，”夏说，“你消除了四个恶魔，拯救了未来可能被她们伤害的人。”

莉·安娜没有回应。有时，在深夜，她会想起仓库，想起疤脸男人的话：“器官市场总是需要新鲜货。”她会在那时感到一阵寒意，但夏的声音总是及时出现：

“那是正义。在这个没有法律的世界，我们执行了自己的正义。”

渐渐地，莉·安娜接受了这个解释。她看着镜子，看到两张脸完美融合成一个——她的金发和夏的黑发在想象中交织，她的蓝眼睛和夏的棕眼睛重叠成一种新的颜色。她们是一个人，一个完整的、强大的存在。

1999年新年夜，莉·安娜站在红场，看着烟花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绽放。新世纪的脚步临近，这个国家仍在寻找方向。

“许个愿，”夏说。

莉·安娜闭上眼睛，“我希望...”

“不，说出来。大声说出来。”

莉·安娜睁开眼睛，对着寒冷的空气说：“我希望我们永远在一起。我希望这个国家学会如何着陆。我希望所有坠落的天使都能找到接住她们的土地。”

烟花在头顶炸开，光芒照亮了她脸上的胎记——那片像破碎翅膀的印记似乎在微光中展开。

“我们会的，”夏的声音与她自己的声音融合，成为一个和声，“因为真正的着陆不是停止坠落，而是在坠落中学会飞翔。而我们，我的爱，终于拥有了完整的翅膀。”

莉·安娜微笑，眼泪在脸颊上结冰。她不再孤单。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她找到了最完整的自己——一个由两个破碎女孩组成的完整灵魂，一个在苏联废墟和新俄罗斯幻梦中诞生的存在。

远处，教堂钟声敲响，迎接一个未知的世纪。而在这里，在人群中，一个女孩与她已故的爱人跳着无声的舞蹈，两颗心在一个身体里跳动，像这个国家一样分裂又统一，破碎又完整，永远在坠落，又永远在寻找着陆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