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一至七

作者:LordChinese
更新时间:2017-08-14 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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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进山顶路上那家靠近研究所的咖啡馆时,凯特·埃利斯正坐在窗口的小圆桌旁,用咖啡勺搅拌着她的那杯卡布奇诺。


我装作没有看到她的样子,要了一杯黑咖啡和一只蓝莓挞,然后端着这些来到她的身旁。


“介意我坐在这儿吗?”我把她从走神的片刻中拽回来,示意她面前的座位正巧空着。


她仿佛刚从一场忧郁的梦里逃离那样,用迷茫的眼神注视着我。因此我又将请求复述了一遍,她才真正清醒过来。


“当然!当然可以!”她手忙脚乱地收拾着桌上的资料和笔记,还把一卷报纸掉在了地上。


我自然而然地放下东西,同她一起收拾。


报纸的头版标题是《俄亥俄州起诉A&E公司3名涉嫌窃取商业机密的高层主管》。这件事最近闹得挺大,连电视新闻里也有所报导。


我将目光瞥过标题,然后把报纸叠好,和其他散落的东西一起放回桌上。


“哦,真是的,看我都干了些什么……我总是出错,总出错……”她小声埋怨着自己,直到我们收拾完毕她还在为了这一点儿小错喋喋不休。


“放松点儿,”我尽力展现着成熟女性的微笑,“我猜妳昨夜又在实验室里熬到很晚。”


她显然有些惊讶,所以我用友善的手势轻轻点了点眼睛下方。


她颇为尴尬地笑了,“这些黑眼圈,天啊,它们几乎让我看起来像是戴上了眼罩的蒙面侠。”她说道,却显得毫无生气。


“联邦研究所的人都这么忙?”这次我采用了开玩笑的口吻,“还是他们总共只雇了一个工作狂?”


她在蓝衬衣的外表罩着一件研究人员穿的白袍子,而这家咖啡馆也是各位生物工程师和研究学者们最常光顾的店。


“那得看联邦政府愿意提供多少带薪休假的职位了——很不巧他们现在欠了中国人太多的钱。”她一本正经地说话,然后我们又都笑了起来。


“妳是个有意思的人,我喜欢妳。”我从座位上对她伸出手,“我叫安妮,安妮•奥肖尼斯。”


“凯特•埃利斯。”她同我握了握手,显得很腼腆。


她的手非常粗糙,完全不像一个28岁的年轻女性。我想是那些化学试剂毁了她的皮肤,在斯坦福的生物实验室里我握过许多双同样的手。




我搬到了凯特•埃利斯家的隔壁。


那是一栋有着灰色屋顶的两层小房子,房子前是一块方方正正的草坪,草坪上铺着一串刻着蝴蝶图案的踏脚石,踏脚石的尽头是狭窄的人行道,人行道上绿树成荫,种着成排的七叶树。


当我指挥着搬家工人将家具和纸箱子送进屋子里的时候,凯特从她的房子里走出来,用一种难以置信的神情望着我。


我穿着一双13年款的Coach黑色平底鞋,一条能衬托出tun部和小腹曲线的紧身七分裤,上半部分则是一件白色打底衫,格子衬衣的下摆随意地打着结。一条灰白相间的碎花头巾盖住了我的大部分红头发,但那些不听话的长发丝依旧会打着卷儿从各种边缘和缝隙中偷溜出来。


她眼中的我,大概就是70年代北美乡村风格和《欲望都市》的混合体。


“安妮•奥肖尼斯!”她的声音就像圣诞节当天早上的孩子们一样充满着惊喜,“真不敢相信昨天我们刚在咖啡馆里聊了4个小时!”


“而且还忘了留下对方的电话号码。”我站在一大堆纸箱和杂物中对她苦笑,“但是假如不能在晚上以前整理好这些破烂,我一定会疯的。”


“我想是的。”凯特认真地点了点头,“一个人可没法干全部的活儿。”她告诉我,“让我先上楼去把莫拉安顿好,然后我们一起解决这些箱子。”


所以,这次轮到她来帮我的忙了。




我们直到太阳下山才把所有的箱子都打开。我带了太多的衣服和超过需求的美肤用品,如何处置它们考验着我的智慧。


但首先要解决的是今天的晚饭。


“披萨还是玉米卷饼?”我问凯特。叫中国菜太贵了,不像一个刚因为工作而从纽约搬到克利夫兰的穷女人能够负担得起的。


“披萨。”她的思考方式就像我所知道的一样简单,“莫拉喜欢披萨。”


“好的。”我拿起手机,“去妳那儿?”


她看了看我仍旧一团糟的客厅,然后耸了耸肩,“当然。”


二十分钟以后我站在了她的门廊上,左手托着两张达美乐的土豆培根披萨,右手提着一组六支装的百威啤酒。


门上的电铃显然很久以前就坏了,所以我只能喊她的名字。


来给我开门时,凯特的两手都沾满了肥皂泡,连头发上也有。


她举着双手,用手肘按下门把,接着叫我自己推门进来。


“我正在给莫拉洗澡。”凯特似乎注意到我正盯着她脑袋上的白色泡沫,“我真怀疑她打算在我们的浴缸里玩冲浪。”


“莫拉。”我点了点头,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女朋友?”我问她。


“我的妹妹。”她有些自豪地纠正我,“整个俄亥俄最可爱的姑娘。”


这我能理解。好姐姐都这么看她们的妹妹。


她继续回楼上去照料那只在浴缸里冲浪的小海狮,我则照她说的将食物和酒放到沙发前的矮桌上,然后整理了那些被随处乱丢的电影杂志,清理出能够供3个人坐下的地方。


埃利斯家的起居室里几乎没什么家具,看不见像样的橱柜,也不存在餐桌和椅子,连仅有的电视机和录像机也只是看似随意地被靠墙放在地面上,旁边还扔着几盒旧录像带。沙发是二手货,上面还贴着寄售商店的标价牌;矮桌也是,桌面的四角都包着厚厚的布条。


只有地毯选用了价格很高的专业防滑品牌,不仅铺满了整个起居室,连楼梯的面板上也做了相同的处理。


假如妳唯一的血脉至亲是个半盲人,妳自然会这么做。


我第一次见到莫拉·埃利斯的时候,她是被姐姐搀扶着走下楼梯的。


她是个6、7岁的姑娘,一头棕色的卷发,身材苗条而娇弱,光滑的白皮肤,湿润的薄嘴唇,尖尖的小鼻子两侧有些可爱的小雀斑。总体来说,她比大部分年纪相同的女孩要瘦一些。


“妳好。凯特说妳是今天刚搬到隔壁来的。”


她的声音就和日本柳莺的鸣叫一样好听,脸上带着甜甜的笑容,但是眼睛里却布满了阴天的色彩。


“妳好。”我等候在楼梯下,“我叫安妮·奥肖尼斯,妳一定就是莫拉,对吗?”


“是的,妳见过我吗?”她和姐姐一起来到我的面前,伸手朝着我所在的位置摸索了几下。


我稍稍抬起胳膊,好让她够着。莫拉就像只小松鼠那样抓住我的两袖,一点儿、一点儿向上移动,直到扶着我的左右上臂,把她的小脸凑到我的下巴附近为止。


“不,我们之前没有见过。”我用亲切的笑容装饰着面孔,“但我猜妳的姐姐一定已经对妳提过我的事了。”


“凯特说妳原来住在纽约,是个自由作家,给各种报纸和旅游杂志写文章。”女孩欢快地告诉我,“她还说妳像布莱克·莱弗利[注1]一样漂亮,有一头亮闪闪的红发。”


这我一点儿也不奇怪,毕竟我和凯特在咖啡馆里整整聊了4个小时。


“妳喜欢莱弗利吗?”我问她。


“我喜欢她的声音。”莫拉说。


当然是她的声音。


可怜的小家伙。


我能清楚看到她灰色的瞳孔,无光的、模糊的、仿佛被大雾层层遮蔽的黯淡世界。


“我敢打赌妳一定也喜欢土豆培根披萨。”我开玩笑似地说,“真正的美国口味。”


“我喜欢所有的披萨。”莫拉对我这位新来的邻居毫无保留,“除了凯特烤糊的那些。”


当我们俩的笑声占据了整个门厅时,无奈的姐姐只好表示她现在要去倒些橙汁来——保证不会烤糊。


我们在埃利斯家的起居室里一起解决了那些食物。莫拉表示也想尝尝啤酒的味道,但遭到了我和凯特的一致拒绝。


而比起廉价的披萨,她似乎更喜欢我说得那些故事。在这个时代里自由作家通常也是旅行者的代名词,因此我对她讲了不少发生在我旅途中的奇闻异事,比如在吉萨看着太阳升上金字塔的顶端、在肯尼亚坐着老式吉普车追赶角马群、在加尔各答亲眼目睹中国军队的坦克驶过城市废墟,在上海因为丢了护照而被警察当成非法移民逮捕、在巴黎和街头艺人一起表演抛球,以及躺在威尼斯的贡多拉上面对着蔚蓝的天空。


“‘蓝色’是什么样的颜色呢?”她最后问我,“我们真的生活在一大片‘蓝色’的下面吗?”


于是我告诉她,蓝色是这个世界上最明亮的色彩,也是最纯净的色彩。“那是在上帝创造一切以前,就已经存在的颜色,是所有生命的源头,是每一个故事的开始。”我对莫拉说,“就和妳的心灵一样清澈无瑕,能够让人们望见更遥远的世界。”


她简直陶醉在我的语言里。这个晚上还没有结束,我们几乎已经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




第三天上午我起床很早,但并不打算立刻开始收拾房间。


简单的洗漱过后,我给自己做了个花生酱三明治,喝了杯冷牛奶,接着换上出门的衣服。


我把那辆别克旅行车从车库开出来时,发动机最初的几下猛烈轰鸣险些扯破我的耳膜。这是一辆82年产的旧款家庭用车,有着宽敞的内部空间和牢固的木质框架,对于长腿而言乘坐舒适度比新车要好得多。尽管引擎有些问题,但凭我的机械知识还能应付得来。


我将车开出车道,驶上街。我看到凯特正站在她自己的车库前,一辆老甲壳虫车停在那儿,前盖打开着。我的邻居瞪着发动机舱里的那堆破烂,显得愁眉苦脸。


“怎么了?”我把车靠路沿停下,从车窗里探出头。


“有人偷走了我的化油器!”她带着怒意说道,“一定是班贝克加油站的那群小混混,我上个月教训过他们之后,这些家伙就一直放话出来说要报复!我不该把车停在外边的。”


“这可太糟啦。”我用充满同情的口吻对她说,“这种东西已经停产很久了,假如想在修理店里弄一个,至少得要1000美元。”


“或许我现在就该报警。”她甚至有些咬牙切齿了。


我推开车门,快步走向她。“这是个好主意。”我来到她的身旁,“可妳也知道,我们没有证据——妳在这条路上见过监控摄像头吗?除了问我们一些奇怪的问题之外,警察什么都做不了。”


就这样她放弃了报警的念头。而且甲壳虫车的尾灯看起来并不像是刚坏的,我的邻居可能也不希望警察问她为什么还开着这样不合乎规定的车上路。


“唉,我到哪儿去弄这1000美元呢?”她叹了口气,“8点钟我还得送莫拉去学校……还有实验室的工作。”


看来我的出现正是时候。


“别为这些事烦恼了,亲爱的。”我对她微笑,“尽管我也不能像比尔·盖茨一样从口袋里掏出1000美元,但至少我是个不错的司机……还有辆车。”




8点过一刻的时候,凯特准点把妹妹送进了霍金斯盲童学校的大门。这是一所位于东部街区的公立盲人学校,校舍显得颇为陈旧,设施水准一般,校门旁只有1位社工在面无表情地迎接着入校的学生,看起来管理者的能力也不够高。唯一的好处在于:这样的学校不收取任何费用,适合底层残障人士家的孩子。


凯特将午饭盒子交给莫拉,同她吻别,看着她自己在盲杖的帮助下进入教学楼。


我在驾驶席上欣赏着这温馨的一幕,脑袋里想的则是14年前我决定去耶鲁上大学时,我的小妹妹每天都会哭喊着打滚,试图以此阻止我离开的画面。


好在小东西们总会长大。


凯特回到车上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我道谢,对此我表示只要她们乐意,每天都可以搭我的车。


“我在家里无法写作。”我对她撒了个谎,“所以我想好了,每天都去山顶路的咖啡馆——但愿我能在那里找到灵感。”


她果然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所以那天我们遇见时,妳是在……”


“寻找我的缪斯。”我像个调皮的小姑娘那样眨了眨眼睛。


凯特似乎还是有点儿难以置信。


“为什么是那家咖啡馆呢?”


“因为只有那家店离WFP[注2]的办事处最近。”我说,“那里的雇员经常会出现在店里,而我最近碰巧在给《芝加哥论坛报》写一篇关于西非地区粮食短缺问题的文章。没准我能遇见一个对我有兴趣的人,然后从他——或者她——的嘴里弄到些内幕消息。”


凯特做了个表示吃惊的鬼脸。“真难以置信。”她说,“我没想过妳会关心这个问题……我还以为现在的报纸都只喜欢登能够博人眼球的消息,比如卡戴珊的屁股,还有蕾哈娜的黑眼圈。”


我忍不住大笑起来,同时发动了汽车。从盲童学校到山顶路的联邦生物技术研究所大概只要十分钟,我想这就是一位曾被认为是基因工程领域天才的MIT理学博士最终没有接受大学教职,而是成为了一名普通研究员的原因之一。


“一起吃午饭怎么样?”她下车时,我提议。


“听起来不赖。”她不假思索地回答。


“妳知道能在哪儿找到我。”我抓着车窗对她微笑。




这家咖啡馆一定请了个英国佬来当厨师。


将第一块猪肉派送进嘴里后几秒钟,我就开始后悔选择了这个地方。


然而凯特却津津有味地吃着她的沙拉和鸡蛋三明治,这让我不禁对自己是否叫错了菜而产生怀疑。


“妳常在这里吃午饭吗?”我将那块几乎全是油脂的肉派推到一边。


“为什么不?”她反问,“这里是山顶路上最便宜的店了,而且味道也不错。”


我端起咖啡喝了一口。


“妳真是个容易满足的女人。”我这样说。


“容易满足的女人可不会为了赚外块而熬夜到凌晨。”她指了指自己的黑眼圈,“妳不会想要知道那些大学生的论文有多么蠢,为他们修改文章简直是一种酷刑。我没告诉过妳?为了这份差事,我每天得吃一片安眠药才能让自己在睡前冷静下来。”


“在为了度假而存钱吗?”我假装对她的生活计划感兴趣。


“不,为了莫拉。”始终关心着妹妹的姐姐告诉我,“我打算在她上中学时替她找一家更好些的寄宿制私立盲校,那里有为了让盲人回归社会而开设的训练课程,设施也更现代化。”


“可我觉得,莫拉更喜欢和妳在一起的生活。”我望着她,用猜测的口吻说。


她不予置评,沉默第一次降临在我们俩之间。


“下一条新闻是关于俄亥俄州诉A&E公司案的最新进展。”挂在墙上的电视机里,新闻播报员正在继续喋喋不休。“州检察官昨天就本案召开新闻发布会。他表示,鉴于确凿的证据,A&E公司已经陷入绝境。A&E曾被认为是东海岸成长最为迅速的公司,她为东北美地区提供了至少5万个工作岗位。但州检方面却在此前指控这家创办于2007年的新兴生物科技企业,通过商业间谍行为窃取斯坦福大学实验室的多项重要研究成果……”


“真有意思。”我用调侃的语气说道,“媒体宁可去报道这些政府和有钱人之间的口水仗,也从不去关心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因为穷人的故事没有吸引力。”凯特将几片沾着蛋黄酱的生菜叶送进嘴里咀嚼,“人们只会在听到那些时表示同情,然后在第二天吃早餐时就忘个精光。”


“大概因为他们听了太多中东的恐怖主义活动、南美的毒品犯罪、东南亚的种族清洗……”我看了看她,“还有每天都在发生在非洲和印度的食品短缺。”


“因为这些问题从未得到解决。”凯特放下餐叉,目光变得严肃,“想想距离记者拍下那张被苍蝇叮满全身的非洲儿童照片已经过去多少年了?那里又改变了多少?什么都没有!”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人愿意付钱给我去写这篇报导。”我假意缓和她的情绪,“只要我们持续不断地增加这些问题的曝光度……”


“空话说得已经够多了!”她显得很愤怒,“我们需要的是行动!我们每个人对世界都负有责任,难道他们不明白吗?假如付钱给妳的那些人真的关心非洲和印度每天有多少孩子因为粮食短缺而死去,他们就应该真正地去做些什么!”


似乎意识到了我的尴尬,她很快不再说话,只是拿起叉子,搅拌起了剩下的蔬菜沙拉。


看得出,她是真的在为那些可怜虫担心,而不像Twitter上的那些“热衷慈善事业”的明星,只会装腔作势地在照片下面发一些空洞的感慨。


我重新拿过那份要命的肉馅饼,小口小口地消灭它。


在和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女人讨论食物短缺问题时,最好不要浪费我的午餐。


“真抱歉,凯特。”我像个害怕丈夫生气的小主妇那样望着她,“我只是想让自己的工作显得更有意义一些……我不希望妳把我当成一个游手好闲、只会在咖啡馆里消磨时间的人……”


她就和我知道的一样善良,很快我可怜巴巴的低姿态就产生了作用。


凯特叹了口气,看得出有些惭愧。“我不该这样对妳,妳是个好人、好作家,我该感谢妳,至少妳还愿意为穷人说话。”她隔着桌子握了握我的手,给了我充满歉意的微笑。


“但妳说得对。”我点着头回应她,故意让自己显得受宠若惊。“富有国家的政府和大公司,还有研究所和大学,应该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来改变这一切。今天上午有个实验室助手向我透露,斯坦福之前的一个基因工程项目,能够把玉米的产量提高15%!如果政府愿意用它来帮助那些穷国实现粮食增产,那就再好不过了。”


然而凯特却没有任何表示高兴的举动,她的表情在我看来甚至更像是在嗤之以鼻。


“那些人只会挥霍联邦拨款和谋杀时间。”她摇了摇头,从我这儿收回了手。


失去了她的体温,我感到手背正在变得冰凉。


“我不明白……”我假装自己一无所知。


“只是15%而已。”凯特嘲笑道,“妳很难想象一个项目组的27个人,花了6年时间,浪费了2亿美元,却只把玉米的产量提高了15%……假如我是斯坦福的项目主管,我会把他们统统解雇。”


“可有人告诉我……”


“我有办法让产量提高更多,而且根本不用那么多钱和时间,我知道……”


她的声音当中显露着自信,同时也蕴藏着愤怒。只不过她很快就又闭口不谈了。尽管在这之后我拿出记者的好奇心,宣称对她所说的十分感兴趣,她也总是想方设法地转移话题。


这我能够理解。科学家们在保护自己的研究成果时总是充满了警惕。




礼拜六上午,沃尔玛的人用卡车送来了我之前订的食品和饮料,还有装饰屋子用的彩带、鲜花,以及一些小玩意儿。


等他们的车开走,我就迫不及待地敲响了埃利斯姐妹的家门,请凯特帮助我将堆成小山的牛肉、鸡排、鸡蛋、蔬菜和小麦粉搬进厨房去。


“WOW!”莫拉发出兴奋的喊声,“妳要办一场派对吗?”


我抱住这头已经扑上来的小海狮。“看来妳不止是全俄亥俄最可爱的姑娘,”我笑了,“也是最聪明的。是的,我打算在今天晚上办一场派对,把这个社区里的人都请来。”


“我呢?妳也邀请我了,对吗?”


“当然了,妳是今晚的首席宾客。”


她立刻激动地搂住了我的脖子,欢呼雀跃。如果不是凯特设法把她弄走,很难说我会不会因此窒息。


“报纸预支了我一半的稿酬。”我告诉凯特,“虽然这么一点儿钱不足以帮助非洲的孩子们,但我可以和我的邻居们道声好。妳愿意陪我一起去邀请他们吗?”


“当然。不过我们最好先把那些吃的送到妳的厨房,然后还得把屋子布置一下。”


她果然很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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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Blake Christina Lively,美国演员。

(注2) World Food Program,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负责多边粮食援助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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